山东，作为老牌经济大省，日渐显露的发展疲态引来各界诸多热议。许多专家学者做了详实的经济分析，我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山东民营经济的真实现状与问题所在。
然而，经济现象从来都是错综复杂，换个角度去揣度审视，常常会有新的认知和体会，而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理解其中的奥秘。
本文的写作动因即在于此——这次，我们从区域与城市的角度，对山东经济再做一番深入考究，以期给各位读者一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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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经济大省，这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战争年代，山东就是重要的军粮供应地。改革开放后，借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东风，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山东的农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1982~1985年期间，全省的GDP稳居全国榜首。
进入新世纪，在重化工业建设狂飙的时段，山东抓住了发展机遇，以石化、炼油等为代表的重工业蒸蒸日上，崛起之势肉眼可见，而其经济总量也在工业化进程引领下，一直保持在全国第二、三名的高水准排位。
山东经济令人称道的绝不仅有这些。深入到城市层面，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论经济体量，山东境内每一个城市都不是泛泛之辈。
近期，随着各地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的陆续发布完毕，一份《2019年上半年城市GDP百强榜》也适时地进入大众视野。从榜单上看，山东省16个地级市中居然有15个进入百强，上榜率高达93.75%，是全国拥有百强城市最多的省份（参见表1）——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唯一没有上榜的日照市，其GDP在全国也排在第101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尽管广东省经济总量高居全国榜首，但全省21个地级市，只有11个入围百强榜单，上榜率为52.4%。除了珠三角之外，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城市经济体量均表现平平，垫底的云浮市上半年仅创造出425.5亿元的GDP，只比山东日照的1/3稍多，很难想象它是位于全国头号经济大省之中。
更进一步，如果把山东和广东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城市分别剔除，可以看到的是，不包含青岛与济南的山东GDP几乎依然可以挤进全国三甲，但不包含深圳与广州的广东GDP排名则会下滑三位。这也再度佐证了山东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均衡，以及广东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
事实上，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经济大省都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均的问题，除广东外，江苏省内“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版图、浙江省内杭州宁波“两城独大”的城市格局等等，都是备受争议的存在。相比之下，山东省诸城市虽然经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但远不及广东、江苏、浙江那般相差悬殊。
从这个角度看，山东内部的均衡发展，着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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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若从国家层面来重新审视，各城市间的均衡发展，似乎并没有给山东省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倒是接二连三地同国家重大政策的倾斜失之交臂，以至于一再错失发展机遇。
例如，2017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要“重点打造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4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昆明、乌鲁木齐、哈尔滨、西安、郑州、武汉、大连、厦门8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山东没有城市位列其中。
再如，尽管济南和青岛都提出了“争创国家中心城市”，但是目前国家认定的9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中，暂没有出现山东城市。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山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超级城市来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读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山东不是有济南和青岛这对“双子星”坐镇吗？
不错，单看这两个城市，一个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古城，一个是近代开埠的国际港口；一个是儒家农业文化的传承，一个是海洋商业文明的代表。加之数不清的头衔和荣誉，人们很自然会认为，二者就是山东的“超级城市”与领头羊。
然而，倘若跳出山东省的局限，站在全国层面来横向比较，情况就会全然不同。我们不妨基于“量”和“质”两个维度来分别讨论，先说前者。
身为省会城市的济南，似乎从来都不是山东的经济重心。从省内格局上看，济南的经济总量非但长期坐不上头把交椅，甚至还被烟台压制了十几年之久（参见图1），这与传统“一城独大式”的省会相比，难免有些“尴尬”；倘若放大视角，济南在全国各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排名中长期位列倒数，甚至还不及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城市。若非今年年初，济南将莱芜并入其中，使得GDP瞬间大幅上涨且直逼万亿规模，这种“尴尬”恐怕还要持续好久。
再看青岛，其经济总量已于2016年突破万亿规模，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城市行列，人口规模也超过了900万。这些成绩固然可喜，可若是从《全国城市GDP百强榜》上看，这座全国第三经济大省的头号经济强市，却未能挤进前十名，只排在了第12位。反观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分列榜单第3、第4位；而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苏州和南京两大城市，也获得了第7和第11的良好排名。对山东来说，这样的局面着实不太理想。
不难发现，山东虽然各个地级市之间的发展较为均衡，但并没有一个在经济体量上处于绝对引领地位的超级城市出现。或许以下数据的对比可以更直观地说明问题（参见图2）：
说完“量”的维度，再来看“质”。
一般认为，超级城市区别于一般大型城市的地方，除了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等基础因素之外，较高质量的产业集群同样是颇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放眼全球，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实力雄厚，旧金山、柏林们拥有强大的高新技术产业；而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杭州等城市，都已经形成了令人称道的现代产业集群，相应的明星企业也是一个赛一个。
相比之下，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要逊色不少。
作为典型的重工业经济省份，山东现有的且较为成熟产业集群大都集中于石化、能源等传统领域，而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却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各个城市均是如此。
济南不必多说，能叫上名字的几家公司，几乎没有把新兴经济领域作为主营业务的。至于青岛，即便是拥有海尔、海信、澳柯玛这样的家电明星企业，却也不得不面临转型的阵痛；与此同时，它们有半数以上的零配件都要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采购，这从侧面反映出，青岛家电产业较为突出的“头大身子短”问题，致使其难以发挥出足够的引领辐射作用——更何况，家电本身同属传统经济领域，新兴领域的短板肉眼可见，高质量产业集群远未成气候。
也正因为上述种种，去年7月有关部门在结束了第一轮巡视整改后，较为罕见地对全国7个副省级城市点名批评，理由为“龙头作用不够”“引领带动作用不够”“中心城市作用不够”。而山东在7个城市中占据两席，济南、青岛悉数在列，主要意见反馈为：
（1）济南市落实新发展理念不够有力；
（2）青岛市存在“小富即安”心态，“头雁效应”不够强，“关键少数”没有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所以说，这对“双子星”，显然还算不上山东经济的领头羊，与超级城市的咖位同样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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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有先天性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黄河的泛滥。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五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自远古时期开始就有我们的祖先在数千里的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然而，这位“母亲”的脾气似乎并不温和，因泥沙含量大，黄河中下游河道极不稳定，时常会出现泛滥与改道的情况。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先秦到民国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堤泛滥1500余次，大的改道26次；每次泛滥都会导致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物质财富遭受巨大损失。
山东，正好位于黄河泛滥的核心地带。由于饱受黄河泛滥肆虐之苦，不同于长江下游的自古富庶，山东很多地方迟迟无法形成厚实有效的经济积累，而很多居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更安全的远方避祸求生，久而久之，必定难以形成持续吸引资源和人才的向心力，超级城市自然难以诞生。
不过，考虑到建国之后对黄河的治理颇有成效，故黄河泛滥不能算作是主因。说到底，还是山东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主要表现有三：
一来，各地产业发展同质化明显。
放眼全省各城市，整体上呈现出产业“大而全”的面貌，即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样样都有，特色产业不够鲜明。此外，各地的主导产业也颇为趋同，例如，山东最大的三家民营纺织公司分别坐落于滨州、东营和济宁，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滨州、东营和济宁的纺织产业都是当地主导产业之一。这也是各地产业同质化的一个缩影，其结果一定是谁都大，但又谁都不够强。
二来，没能形成具有足够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这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事实上，除了济南和青岛外，山东其他城市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即产业布局较为分散，没能形成类似于江浙那样密集的产业集群，导致城市间的互补性较弱，产业衔接不够紧密。大家各干各的，难以形成足够的凝聚力，这也弱化了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三来，缺乏颠覆式创新。
革命性的发展往往离不开颠覆式创新，超级城市的崛起同样如此。某种颠覆性创新的降临，极有可能打破旧有的城市经济格局与产业发展路径，并通过开辟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来获得弯道超车的资格，进而带动城市经济的飞跃。典型案例便是杭州，在电商兴起的带动下，其他互联网经济业态纷纷兴起，而相应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杭州也因此一跃成为仅次于北上广深的“新一线”城市引领者。反观山东，相对保守的发展理念，让每个城市都倾向于沿着固有的路径前行，却因缺乏颠覆式创新而一再与新经济失之交臂，难有超级城市的脱颖而出也就在情理之中。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本文为何要一再强调超级城市？
其实很简单。试想，某高科技公司以300万年薪聘请一位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或者以30万年薪聘请10位科班出身的技术人员，哪个意义更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正所谓“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一座超级城市给所在省份乃至整个国家带来的东西，绝非普通城市可以比拟：
第一，超级城市能够形成更为强大的资源集聚效应，而全球范围内优质高端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将会给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二，超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并有效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有助于市场分工的细化与个体发展空间的拓展；
第三，超级城市能够发挥出强大的辐射能力，并带动周边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于山东而言，由于超级城市的缺乏，使其对资源的吸引力度明显偏弱。再加上地处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各地对于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而当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对山东产生“虹吸”，让这个疲态显露的经济大省继续“失血”。
这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如火如荼的“抢人大战”之中，山东城市的存在感如此之低。事实上，山东不光是“抢人”难，“留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据齐鲁晚报的报道，2019年山东全省16市毕业生平均留存率仅为23.54%，青岛、济南两地毕业生留存情况姑且还算乐观，留存率分别为62.59%和53.33%；可是对于其他城市来说，留住自己人已着实不易，有10座城市留存率低于全省平均值，聊城、济宁两市毕业生留存率甚至不足一成。流失的毕业生中，有七成去了京津冀或者长三角。
山东真的需要一个超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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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山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2016年，河南郑州上榜“国家中心城市”，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评价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还包纳了山东两个市。我们再不奋起直追，很有可能形成中间塌陷。”到了2019年伊始，济南正式合并莱芜，标志着济南向着超级城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超级城市绝非简单的“做加法”就能炼成的，后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话说回来，眼下的山东也有着其他省份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便是青岛、济南和烟台三个经济大市——可以预见的是，假以时日，济南和烟台都将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而一个省份能同时拥有三个GDP万亿量级的城市，无疑是极其幸福的事情。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城市之间不管如何竞争，协同发展终归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具备“城市圈格局”，以更加宏大的思维和着眼于未来的视野来定位城市经济发展，即不局限于单一大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与技术优势，而是应同时考虑周边城市的相关要素和特点，将上下游结合起来，合理配置要素，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降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并取得更大的效益。
诚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所言：“单打独斗的城市没有未来。”试问，强如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等超级城市群，都在不遗余力地深化联动以谋求协同发展，山东半岛诸城市又怎能置身事外呢？
从这个角度看，山东亦是幸运的，因为“三核协同引领”背后蕴藏的能量，要远比一个超级城市更加令人惊叹。
如何下好这盘大棋，或许将会是山东经济困局的一个绝佳破题点。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