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博士,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金融科技专委会理事,新浪财经意见领袖,钛媒体年度作者,财经专栏作家。曾任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园区经济研究中心高级咨询师、坤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分析师。
专注研究新消费、新零售、产业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
曾在《经济研究》、虎嗅网、钛媒体、36氪、新浪财经、金融界、财新网、华尔街见闻等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及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百余篇;参与过多个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包括《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及协同性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就业的带动作用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研究》等。
2019-12-06 09:23
长三角再度站上了风口。日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这是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后的又一个重量级纲领性文件,它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共同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纲要》不仅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详细勾画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蓝图,还提出了到2025年和2035年将要实现的宏伟目标,令人无比振奋。自从2017年底明确了“共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理念以来,长三角各地区开始加速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从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到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再到启动各项专题合作……而今,《纲要》的出台,又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背后的深意,值得琢磨。1长三角,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包括江浙沪皖四个板块,是国内公认的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亦是中国第一大城市群。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就开始对长三角区域实施城市群发展机制的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长三角各省市、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变得愈发密切,相应的合作发展机制也不断进入新的领域。现今的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同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一起,并称为“全球六大城市群”。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长三角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据统计,2018年全国经济总量为90.03万亿元,而长三角以占全国3.7%的土地面积和16%左右的人口,贡献了全国GDP的近1/4。从城市方面看,全国16个GDP“万亿俱乐部”城市中,有6个坐落于长三角,分别为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参见下图),其中,杭州、南京、苏州和宁波凭借自身经济、环境、就业、宜居等诸多方面的优势,跻身于仅次于北上广深的“新一线城市”阵营之中。城市之外,长三角的县域经济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百强县榜单,长三角地区共有45个县上榜;其中,江苏省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稳居前四名,它们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区域协调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示范作用,并称为引领全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前行的火车头。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各省市均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产业体系。具体而言,国际大都市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江苏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开放程度极高,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浙江的优势为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且民营经济颇为发达,生态环境优美;至于安徽,特色在于创新活跃强劲、制造特色鲜明、生态资源良好、内陆腹地广阔。另外,从收入增幅上看,2018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江苏省各城市多居于8.4%~12.3%,浙江省各城市多居于8.6%~9.9%,安徽省各城市则多居于8.1%~9.1%,均显著高于全国的6.5%。叠加上海外滩璀璨的霓虹灯,南京人声鼎沸的“中华第一商圈”新街口,杭州西湖畔熙熙攘攘的游客,合肥热闹非凡的淮河路步行街,长三角的繁华与富庶着实羡煞旁人。2尽管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累累硕果,但若是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还有不少深层次的瓶颈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政色彩有待于进一步弱化。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开启,可以说是行政意志驱动的,因而政府部门在长三角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今,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仍旧是行政色彩占据主导,不仅容易让长三角一体化偏离最佳路径,还会因各地尚未达成一致的利益协调机制,在非合作博弈中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伤整体发展效率。这也是当前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较大桎梏。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长三角虽然整体实力强劲,但其内部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较为严峻,这势必会掣肘长三角一体化的良好进展。除却政治和制度的因素影响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在内的要素差异。具体而言,上海、苏南、浙北的要素资源更加丰富,政策环境也极为友好,而苏北、浙南和安徽全省都相对匮乏,这便直接导致了产业差异,要素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而不具备优势产业的地区发展则相对落后和被动,久而久之便拉开了差距。第三,各地产业同构,产业集聚水平不高。有关资料显示,长三角核心区的各个城市中,超过半数都将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发展产业。需知,产业集聚不是简单的重复和集中,而是产业的衔接与产城的融合,其目的是要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功能整合,要求企业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达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链接发展,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然而,目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重复建设较为严重,难免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集聚水平的不足。第四,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够。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现状来看,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未能形成,各城市的功能和管理体系偏于各自为政,利益共享和产业协同机制不够明确。例如,各省市间科学数据库、专家库等创新要素资源仍未开放共享,各地的研发投入也具有排他性,不愿意分享技术带来的外溢效应等。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足,难以发挥城市群效应,影响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纲要》的“官宣”可谓正当其时,它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全面提速,以及国家对其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3放眼全球,区域一体化都是大势所趋。长三角一体化的提速,更加迎合了当前时代的主流。纵观世界发展史,已有美国的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英国伦敦大都市圈等城市群为世人做出了榜样,那里云集着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优质资源,无论是企业、科研机构还是人才。而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同样也是这一潮流的顺应者。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地球上1.5%的土地上聚集着全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在日本,3500万人拥挤在东京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的土地上,实现超过日本60%的经济总量;在美国,2.43亿人集中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城市群,成为世界生产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群是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承载体,也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区。事实上,城市之间不管如何竞争,协同发展终归是大势所趋。只因为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所拥有的资源禀赋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当“唯GDP论英雄”时代已渐行渐远时,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才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倘若一味地在发展过程中追求贪多求全、面面俱到,到头来很可能是什么都无法做好。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而这种劳动分工理论,除了适用于人群之外,同样也适用于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具备“城市圈格局”,以更加宏大的思维和着眼于未来的视野来定位城市经济发展,即不局限于单一大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与技术优势,而是应同时考虑周边城市的相关要素和特点,将上下游结合起来,合理配置要素,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降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并取得更大的效益。诚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所言:“单打独斗的城市没有未来”,我想,这大概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底层逻辑与终极奥义。4值得一提的是,《纲要》中多次提到了“世界级”、“国际”等字样,可以揣测的是,长三角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是成为国内的领头羊,而是要真正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放眼全球,成功的先例不在少数;找到可以对标的典型,或许可以为长三角一体化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在我看来,长三角可以对标东京湾——上海和东京,都是本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与世界一线城市,在各自城市群中的地位首屈一指;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类似于横滨、千叶、川崎等地的角色,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产业体系。而东京湾“一超多强、辐射周边”的格局,同样符合长三角的现状。那么,东京湾是如何炼成的呢?我认为主要秘诀有二:一则,各区域合理的产业分工。每个区域都有自身的合理定位与分工,这是东京湾区最为显著的特征。例如,东京中心区行政部门、教育机构、高端产业与商业圈云集,发挥着中枢职能作用;横滨和川崎承担着工业发展的使命;千叶则是关东地区重要的港口群所在地,等等。各地之间相互协作配合,共同推动着东京湾的发展。事实上,东京湾内京滨和京叶工业区的成长之路,本质上正是作为大都市的东京,其功能定位变化和重工业及相关产业逐渐转移至周边地区的过程。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开始,东京就已着手实施产业布局战略,将机械、重化工等制造产业向大都市区外转移,此战略不仅很好地缓解了东京城市负担过重的问题,还促进了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也推动了京滨和京叶两个主要工业区的形成与发展。实施工业外迁后的东京,则加强了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其产业结构也由传统工业化时期的重工业主导,逐渐转向外贸、金融、精密仪器制造、高新技术研发等新兴产业的引领格局。久而久之,东京成长为堪比纽约、旧金山、巴黎、伦敦的世界大都市。二则,政府与市场的有效配合。政府方面,日本政府对东京湾进行统筹管理,以此促进区域间跨行政的协作。具体来说,首先,日本通过立法将权力下放至东京湾内各个城市,使它们能够充分依托当地特征与比较优势进行动能定位,进而促进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其次,为了确保各城市间战略性协作的有效推进,日本政府对整个区域制定了前瞻性规划,同时为了避免决策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矛盾以及对某一地区的倾向性,日本积极发力各领域的共享平台建立与行政体系改革,而这些政策的实行都不受行政区划和城市等级的限制,一视同仁;最后,日本政府利用财税手段,引导东京湾各地的产业发展,包括对边远落后地区提供贷款支持,以财政补贴来推动新兴产业城市开发等。市场方面,日本尊重市场的力量,通过发挥其价格机制来有序引导东京湾内资本、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优化各地资源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此过程中,要素的跨城市流动几乎不存在任何地域准入门槛,这也克服了各地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的难题,促成了各地产业协同与互补的局面。除此之外,日本还致力于东京湾内的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各地的“产学研”结合与科技成果转化,科创实力大大提升,而创新驱动发展下的东京湾各地,也因此而成为享誉全球的创新型城市群。这些,也正是致力于一体化发展的长三角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未来如何,拭目以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江浙沪皖的2.25亿常住居民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会因长三角的再度腾飞而改变,而幸运的你我他,都将成为这个崭新时代的见证者。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12-04 09:32
临近岁末,又到了复盘与反思的节点。众所周知,“消费升级”一直都是近些年的市场热词。无论是恩格尔系数的走势,还是各种消费品门类的齐全与质量的提升,亦或是新兴零售业态的接连涌现、广大消费者购物方式的丰富与体验的增强,都可以佐证消费升级的发生。然而,2019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却频现“异象”,上演了不少“悖逆”消费升级浪潮的剧情。究竟应该如何看待2019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呢?这是本文要探究并回答的问题。一2019消费市场三大“异象”经过梳理,我将今年国内消费市场的“异象”总结为三大类:第一,收入增速偏低,“低档”商品畅销。一方面,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82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为69.7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居民实际收入没能跑赢GDP增速。另一方面,一些平日里人们看不上的“低档”商品持续畅销。自2018年起,二锅头、榨菜、方便面等商品的热销,曾引来市场的热议。而今年,这种状况延续了下来,引来人们对于“消费降级”的议论。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态势持续。在衡量消费市场景气程度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业内常用的指标,增速的高低与升降,往往被认为是判断消费是否旺盛的重要依据。然而,近些年该指标的放缓态势日渐显著,进入2019年仍是如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当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为7.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增速为4.9%,创下历史新低;从前10个月的累计增速来看,名义与实际增幅分别为8.1%和6.3%(参见图1)。两组数据均显著低于2018年同期。虽然今年个别月份的增速略有反弹,但难以掩盖其下滑趋势。第三,汽车消费市场遭遇寒冬。汽车的产销情况一向被视为内需市场的风向标,可进入2019年,我国汽车无论是当月产量还是当月销量,与近两年同期相比,均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下滑趋势。从数据上看,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10月,我国汽车的当月产量依次为260.1万辆、237万辆和227.9万辆,当月销量则依次为270.4万辆、238万辆和228.4万辆(参见图2、图3),均为逐年下滑。事实上,汽车市场的整体低迷,正是拉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首要症结。眼下,我国正处于“释潜力、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时期,而上述三大“异象”给市场注入了不少担忧情绪。不过,在我看来,这些看上去极为唬人的“异象”其实经不起推敲,如果深究下去,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更进一步,想要真正理解当前国人消费的真实现状,势必需要科学、全面、系统地加以判断,不该因一叶障目而陷入迷思乃至做出误判。下面,我们不妨逐个解读。二消费到底是“升”还是“降”?“源清则流洁,本盛则末荣”,深入探讨之前,必须先来厘清最基本的概念,这样才能从根源上避免被纷乱琐细的表面消费现象所困扰。判断消费是否升级,应立足于考察消费者福利是否得到提升;而所谓的“消费者福利”,除了包括人们熟知的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的优化等内容外,还应涵盖消费品质的提升、消费内容的丰富、消费形式的多样化等多个范畴。根据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报告,使消费者福利提升的作用机制有二:一是居民收入增加而引致的“财富效应”,二是科技进步促使生产曲线变化,进而引致居民消费选择与消费方式变化的“进步效应”(参见图4、图5)。而各种复杂的消费升级现象与市场行为,几乎都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然而,不少人都过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消费现象的短期变化,亦或是从商品的质量、价格、销量等维度来判断消费的升级或降级,故常常因理解片面而对当前居民消费现状产生误判。综合看来,市场上关于消费升级认识的误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以商品价格作为判断依据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低价商品畅销就意味着“降级”。实则不然,原因在于,导致商品价格降低的因素有很多,如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科技进步推动商品生产制造成本下降等等。从收入端看,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稳步上升的,这便会不断推动收入预期曲线外移,使得消费者福利增加。其实除了看商品价格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消费方式的日渐多元化,以及消费便捷性的提升。例如,某位大爷长期在家附近的超市买东西,突然有一天他在孙子的“指导”下学会了网购,至此只需动动手指便可在家里坐等快递小哥送货上门。这自然属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即消费升级。此外,低价商品畅销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的消费心智变得更加成熟,他们不再追求名牌商品与奢侈品,而是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这同样不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2)以商品质量作为判断依据基于直观感知,许多人将一些所谓“低质”商品的热销等同于“降级”,如榨菜、方便面等。可是,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社会阶层和居民需求的多样性:一方面,“优质”商品和“低质”商品的需求量完全是可能同时上升的,在榨菜、二锅头、泡面销量大涨的同时,常常也能看到飞天茅台的供不应求屡现报端,而豪华车型的销量增速也常常能跑赢普通轿车。另一方面,站在更全面的视角,榨菜对于一二线的消费者可能是“低质”商品,但对于三四线的消费者可能就是“日常”商品,而对于五六线的消费者,很有可能从前一直都是自己腌制咸菜,而现在因收入提升转而去市场上买榨菜了,这就不能称为降级。此外,这些“低档”产品本身也在更新换代,以涪陵榨菜为例,公开数据显示,过去几年涪陵榨菜售价不断提升,甚至年均增速要高于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公司毛利率也呈稳步提升态势,这是公司自身产品升级的结果。综上,仅从商品价格或质量来判断消费的升或降,是有失偏颇的。三社零统计指标的缺陷再来说第二个“异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下滑。增速下滑虽然是事实,却不足以成为人们看衰消费的凭据,只因这一统计指标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按照官方统计口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需要注意的是,该指标的统计过程并没有涵盖教育、医疗、文化、艺术、金融等服务性消费,故不可避免地低估了居民消费真实状况。事实上,中国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增长势头一直颇为迅猛,餐饮、网络零售等领域的增长速度均显著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而电影、旅游等服务性消费市场的火爆态势更是肉眼可见。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服务性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性消费的主导地位,几乎是居民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居民的消费升级仍在持续。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换个思路,从“最终消费支出”这一指标来追根溯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GDP的构成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程度始终居于“三驾马车”(指消费、投资、出口)之首,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更是高达76.2%(参见图6)。诚然,这与另外两驾马车乏力有一定关系,但也不能否认消费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头号动力。资料来源:wind,苏宁金融研究院另外,考虑到最终消费支出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两部分,故仅凭上述论证就定论稍显片面。我们可以将最终消费支出加以解构。从图7可以看到,2008年至2018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的比重始终在73%左右,虽然2018年略有下降,为72.5%,但比重的绝对数值仍然极高,这就意味着我国居民消费动力仍然强劲。四汽车消费市场低迷另有他因今年以来,我国汽车产销规模比往年同期有明显下滑,业内对此反应较为强烈,很多人悲观地认为,中国的汽车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未来的增长预期无法实现。他们或许忘了,政策因素在汽车市场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了缓解机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自2010年12月23日起,北京交通治堵新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从此开启了我国汽车限购时代。而后,许多地区纷纷效仿,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石家庄、贵阳与整个海南省都加入了汽车限购的行列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汽车市场的供需两端,导致了当前许多具备购买汽车能力的消费者,常常因为没有资质而无法将买车的想法付诸实施。典型如北京,不仅燃油车摇号的难度更甚于中彩票,就连排队申请购车指标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不过,从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上看,涉及到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源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等内容的条文越来越多。例如,在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同工信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及了对汽车限购政策逐步放开的问题;而在4月17日,发改委又下发了《进一步扩大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要求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应加快由限制购买向引导购买转变,并提出了对限购城市增量车牌、取消对无车家庭购车的限制等措施。此后,以广东为代表的省份在打破限购的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今年5月,广东省正式出台《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提出9个方面29条具体举措,并明确规定,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且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这些无异于是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对于汽车行业和各地消费者而言都是重大利好,有望引导汽车消费需求端向好。预计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行与落地,汽车消费市场有望走出低迷,重新振作。五收入没跑赢GDP并不可怕最后说收入。客观地讲,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增大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速的确有逐渐放缓的趋势,但总体上看,居民收入与GDP仍然保持了同步增长的态势,6.1%和6.2%相差无几。这也可以证明,中国居民切实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2019年的居民收入还有三个亮点值得关注:第一,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反映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的地位日益突出(参见图8);第二,今年以来,国家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而个人所得税改革让百姓的获得感增强,超过1亿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纳个税;第三,8个地区纷纷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收入进一步增加,居民的获得感也随之增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感到欣喜的地方。至于未来居民收入增长态势几何,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国民经济未来发展形势。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整体上平稳发展且韧性十足:宏观经济运行符合预期,GDP仍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内;就业形势较为稳定,城镇失业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总体规模上升,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也相对稳定;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民众获得感日益增强。此外,国民经济新旧动能正在加速转换,创新发展为经济注入新动能,市场主体活力不断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势头良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经济前景依然光明可期;而居民收入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有望继续和国民经济实现同步增长。六结语本文力求以一个全面客观的视角来审视2019年的消费市场“异象”,不过上述思辨却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事实上,虽然国人的消费升级步伐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但在我国未来的促消费、扩内需之路上,仍有三个掣肘难题亟待解决:其一,基尼系数较高,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其二,一二线城市高房价给居民带来的“挤出效应”依旧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其三,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业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而这些,也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了值得深入思考的题目。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12-02 18:53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中国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消费大国,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过5.5万亿美元大关,仅略低于美国同期6万亿美元。在中国,消费早已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5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76%。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消费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在释放内需潜力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在创业创新大潮中,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成为引领产业创新的重要一极;在全民买买买的热潮中,消费也从来不乏争议,既有借钱消费的担忧,更有过度消费的疑虑……在这个全民消费时代,我们对消费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日新月异的创新背后,一些共识需要达成。自2017年起,基于苏宁易购大数据,苏宁金融研究院每年联合第三方智库发布《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报告》,基于不同维度对中国消费升级水平进行科学度量,在数据中发掘消费潜力,在变化中探求消费趋势,希望能为中国的消费升级研究略尽绵薄之力。2019年的《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报告》,由苏宁金融研究院(SIF)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院(IMI),于11月30日在“2019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暨苏宁金融研究院四周年论坛”上联合发布。《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1)消费升级概览:通过各项经济指标反映中国居民的消费升级历程与变化趋势;(2)身边的消费升级:对2019年发生在实物类与服务类消费领域、消费零售业态领域的诸多变化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特别地,对下沉市场的消费升级做出详细探讨;(3)消费新形势思辨:2019年消费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异象”,针对这些进行反思和讨论;(4)消费升级指数2019:依托苏宁金融研究院独创的新型消费升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将全国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消费升级进行量化分析,以指数的形式来加以对比,并给出各地排名变化与消费升级雷达图展示。剧透到此为止,更多精彩内容请看《报告》全文。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如需获得报告PDF版本,可在“苏宁财富资讯”后台回复“2019消费升级”,获得网盘链接和提取码~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11-27 10:02
2015年,知乎上曾经发生一场精彩绝伦的“论战”,主题是“南京和杭州,哪一座城市潜力更大”。两位大神“王启超”与“葉神月”过招数十回合,每一条回复都引经据典、对仗工整,非但看不到粗俗对骂的踪影,反而文艺范儿十足,着实惊呆了无数网友,并引得众人纷纷围观,而这场“论战”也被誉为史上“最文艺辩论会”。战果如何暂且不表,但就南京来说,除了要面对隔壁省会城市的竞争压力外,在省内同样有个实力强劲的城市在虎视眈眈。这个劲敌就是苏州。早在300多年前,南京和苏州就开始暗暗较劲了: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一称问世,其名源于“江宁府”与“苏州府”的首字,江宁府是南京的古称,可见彼时的南京和苏州一字齐肩、携手并进;时至今日,南京虽然贵为省会,但江苏的简称“苏”,仿佛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容忽视。那么,南京和苏州,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江苏“一哥”?我们不妨对此做个全方位的深度剖析,并简单给出评分,也希望各位看官对这两个城市多一些了解。一经济实力首先,决定一个城市根本地位的是经济状况,而南京和苏州,都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强市。从经济总量上看,苏州的实力要明显强过南京,即便放眼全国,苏州都鲜逢敌手。具体而言,苏州的GDP于2011年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第六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只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而到了2016年,南京才加入这一阵营之中,而同年的苏州GDP已超过1.5万亿元(参见图1)。2018年,南京和苏州的经济规模分别为1.28万亿元和1.86万亿元,在全国城市GDP排行榜中分别是第11名和第7名。苏州经济体量之所以如此庞大,其下属四个县级市居功至伟。2018年,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联手贡献了苏州1.86万亿GDP中的1.03万亿,占比超过55%。而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19年)榜单》之中,这四个县级市悉数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连续多年高居榜首,而张家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四名,足见苏州各区域经济发展之全面,这也成就了苏州“地级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增速上,南京已经连续7年高于苏州,特别是最近3年,苏州GDP增速逐年下滑,而南京则保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因此,虽然南京的经济盘子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对苏州的超越,但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南京同苏州差距将会不断缩小,甚至在若干年后实现反超也是可能的。如果说GDP是城市的“面子”,那么财政收入就是城市的“里子”。根据第一财经统计的2018年各大城市财政收入情况,南京和苏州的“钱袋子”都表现出色,增速分别高达15.6%和11.1%,在各大城市中分别排在第10位和第6位(参见表1)。与GDP相似,苏州的财政收入规模更高,但增速上不敌南京。结论:经济实力上,南京8分,苏州10分,苏州胜。二居民生活总量的统计指标并不足以充分反映一座城市的实力,因为会受到人口基数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故有必要再从人均经济指标上做一些判断。数据显示,在人均GDP方面,苏州一直都要好过南京,不过近些年二者的差距有逐年缩小之势(参见图2)。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便是初等发达国家,达到3万美元以上即为中等发达国家;而2018年,苏州和南京的人均GDP分别为173765元和152886元,折合为美元则约为2.62万美元和2.31万美元,均已达到初等发达国家水准,经济发展极具基础和底气。不过,严格意义上讲,人均GDP不能充分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要更加贴切。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个指标上,南京的数值均领先于苏州,充分体现出南京的发展质量更高,居民更加享受到了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百姓获得感更强(参见图3)。而苏州的经济增长对于民生改善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结论:居民生活上,南京9分,苏州8分,南京胜。三主导产业分析完经济规模,再来看产业结构。从数据上看,目前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均呈现出“三二一”态势,且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比重皆超过了50%(参见图4)。不过,南京的第三产业发展显然要比苏州迅速得多,其比重在2008年就迈过了50%的关卡,2018年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61.4%。相比之下,苏州的第三产业到2016年才超过半数的份额,而后该数值不升反降,由2016年的51.5%降至2018年的50.8%;而同期苏州的第二产业(工业)份额由47.0%上升至48.0%,反映出工业在苏州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对比两市的工业增加值,可以看到,苏州的工业规模要明显胜过南京,其数值是后者的二倍有余(参见图5)。虽然南京的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先进制造领域一直表现出色,但苏州的工业整体实力更为强大。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开发的契机,大力吸引外资和台资入驻,以包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产业园区为支点,不断致力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在区区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8万多家企业,其中有全球500强企业8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00多个,“国字号”科研院所12家;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并持续改进完善,现已形成了“以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坚持开放创新、强化亲商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为主要内涵的园区经验,更是连续三年(2016~2018年)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并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这一“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并称为苏州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法宝,共同为苏州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至于第三产业,我们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和商贸零售领域分别加以讨论。从金融业上看,虽然南京的绝对规模不如苏州,但其在城市经济中的分量却要重得多,2017年,南京金融业占GDP比重超过11.5%,显著高于苏州的8.21%(参见图6)。事实上,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评估中,南京金融产业绩效排在国内城市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而在最新公布的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南京首次上榜,并力压杭州等劲敌,苏州却榜上无名。南京金融业的雄厚实力可见一斑。再以商贸零售为例,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更是商家必争之地。从夫子庙到湖南路,再从桥北到仙林,处处商圈林立,尽显泱泱金陵繁华;而孙中山铜像坐落之处、拥有百年历史的新街口广场区域,更是有着“中华第一商圈”的美誉,其影响力之大,放眼全国乃至放诸四海皆可以称一道二。得益于此,南京市民的日常消费与休闲娱乐气息极为浓厚,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均是繁华无比,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南京的人均GDP不如苏州,但人均消费支出却要旺盛得多。苏州的商业氛围要比南京逊色一些。此外,苏州人的“夜经济”也不繁华,除了和当地人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有关外,多少也受到商业氛围不浓厚这一原因的影响。结论:主导产业上,两个城市结构不同,南京制造业和服务业较为均衡,苏州则是工业实力极为雄厚,均为9分,平手。四人口规模与结构在经济活动中,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从基数上看,2018年南京与苏州常住人口分别为843.6万人与1072.2万人,前者达到了“特大城市”标准,后者则直接进入“超大城市”阵营之中(参见图7)。不过,近些年来,南京与苏州的人口数量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2006年南京比苏州少90.8万常住人口,而到了2018年该数值变为228.6万。考虑到苏州的非户籍人口比南京多出220万人,这便暗示着苏州对于外来人口的聚合能力更强。再看人口结构。当前,南京与苏州的人口老龄化态势正逐步深化。根据中商情报网发布的数据,2017年南京和苏州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到11.88%和10.79%,均显著高于7%的老龄化基准线,南京相对更为严重,这或将对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小觑的负担。结论:人口规模与结构上,考虑到苏州超过千万的人口基数,南京8分,苏州9分,苏州胜。五企业对比企业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和主体,南京和苏州能够成为经济大市,诸多优秀的企业与企业家们功不可没。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江苏共有49家企业上榜,其中苏州有11家,南京有8家(参见表2、表3)。从营收上看,南京的苏宁控股和太平洋建设遥遥领先于其他企业,苏州虽然没能出现如此庞大营收规模的公司,但营收在1000亿元以上的共有5家,多于南京的3家。也就是说,苏州颇具实力的公司数量更多,且发展态势较为均衡,而处于引领地位的巨头型企业则坐落于南京。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察两市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毕竟,民营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活力及创造力的重要参考指标。苏州和南京都是民营企业大户,在上述两张表中的绝大多数公司都是民企。不过,苏州的民营企业阵营更为庞大,这从另一份《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可窥见一斑:苏州共有23家企业入围榜单,位居江苏省第一,而南京只有9家上榜。不仅如此,苏州还有26家企业登上了《2019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上榜企业数量仅次于杭州和深圳,在全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三,这也再度印证了苏州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不容小觑的整体实力。另外,截至2018年末,苏州共有上市公司135家,数量居全国城市第5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而南京只有84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州的经济和市场更具活力。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南京企业的整体实力比苏州逊色很多,这与两座城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有很大关系。就像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的,南京的产业竞争力更多体现在贸易、金融等服务业层面,而苏州则是典型的制造业重镇。所以,还是应客观全面地评判不同城市的企业现状。结论:企业对比上,南京8分,苏州10分,苏州胜。六交通运输城市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而交通运输是一个颇具价值的衡量指标。在机场建设方面,苏州这样一座直逼2万亿规模GDP、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竟然一直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用机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苏州已被相邻城市的既成机场“包围”,包括上海的虹桥和浦东两座超级机场、无锡硕放机场、嘉兴机场、南通兴东机场等等,再加上苏州的空域一直很紧张,导致建设机场的计划长期被搁置。反观南京,禄口机场堪称江苏省的门户,2018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2858万人次,货邮吞吐量高达36.5万吨,总航线数达到260条以上,国际航线也形成了辐射亚洲、连接欧美、通达澳洲的格局。这些远非苏州所能比拟。在地铁运营方面,截至2018年底,苏州共有地铁运营线路3条,运营里程120.7公里,日均客流接近90万人次。相比之下,南京已开通地铁运营线路10条,运营线路长达176.8公里(参见图8),日均客流量超过300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至2030年,南京地铁规划建成25条地铁线路,总长1011.2公里。由此可见,南京拥有着更加完善的地铁网络,在缓解市内交通压力、构建城市公交网络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效益。此外,从城市公共交通出行上看,南京城区马路相对宽阔,无论是开车还是公共交通都要更为舒爽,而苏州的公共交通便利度和舒适度上要稍逊于南京。结论:交通运输上,南京10分,苏州6分,南京胜。七人文环境文化是城市最显著的IP,决定了城市的人文魅力,环境体验则是城市的脸面,直接决定了外地人对它的观感。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典型的江南水乡所在地,民间盛传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对苏州自然人文景象的极佳褒奖,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千古名句,更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尽的美感。从数据来看,苏州拥有60多个A级景区,其中包括8个5A级(金鸡湖景区、拙政园、周庄古镇、同里古镇、虎丘山、留园、沙家浜·虞山尚湖旅游区、太湖),2018年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2601亿元,增长11.7%,旅游总人数1.3亿人次,比前期增加了近1000万人次。至于南京,“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身为古都的南京在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方面丝毫不亚于苏州。夫子庙内,文人雅士饮酒赋诗;秦淮河畔,浆声灯影斑斓;老巷子里的寻常生活和藕断丝连的民国风……南京的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处变不惊的优雅。56个国家A级景区、2个5A级景区(钟山风景名胜区、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同样支撑起南京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根据第一财经发布的《2018城市文旅新引力排行榜》,南京和苏州分列第八名和第十二名,一个是深沉的“十朝都会”,一个是曼妙的“江南意象”,彼此处于伯仲之间。结论:人文环境上,二者各具特点,均得9分。八科教实力科教是一座城市的人才库和智力资源,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座城市长远的竞争力。就苏州来看,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目前有一所“211工程”院校——苏州大学,此外还有苏州科技大学、常熟理工学院等特色院校作为点缀。相比之下,南京的教育资源要丰富得多,211、985大学云集,其中不乏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这样的名校;在全国双一流大学排名中,南京仅次于“教育第一城”的北京(29所)和国际大都市上海(13所),以12所的数量排名全国第三位(参见表4),科教实力堪称强悍。结论:科教实力上,南京10分,苏州7分,南京胜。九科技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苏州的科技实力更多地体现在企业层面,主要依托于苏州工业园区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云集地。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3247.8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77.1亿元,新登记企业15007家,专利申请17087件;发明专利申请6675件,发明专利授权2043件。在2018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榜单中,苏州工业园区位列第一;在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目标地区中,园区同样在列。数据的背后,是苏州的工业实力的不断跃升,亦是其从“世界工厂”向创新高地升级的体现。南京的科技实力则体现在基础研究上。得益于本地丰富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南京的科研水平放眼全国都鲜逢敌手。根据英国《自然》增刊发布的《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报告,全球科研城市50强中,南京高居第12名,国内则位列三甲,仅次于北京与上海;而杭州在榜单上只排名第33位。可见南京“天下文枢”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结论:科技水平上,两个城市性质不同,按平分秋色对待,均得9分。十城市吸引力最近两年,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抢人大战”热潮,而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明确强调要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不断放宽落户限制。此时,当落户逐渐不再是问题时,想要吸纳更多的人才,势必需要依靠城市的吸引力。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2019年三季度,南京和苏州的平均薪资分别为7991元和7327元;在人才吸引力指数方面,南京为2.05,已经连续多个季度稳居全国第七名,但苏州连前15名都未能挤入(参见图9)。可见南京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要显著胜过苏州。结论:城市吸引力上,南京9分,苏州7分,南京胜。结语:谁才是江苏“一哥”?综合来看,苏州在经济规模、企业活力、工业实力等方面优势明显,而南京则在居民生活、金融商贸、科教实力、科研水平、文化底蕴、城市吸引力等多个方面更胜一筹。如果非要给二者分个高下,那么不妨参考前文中各项指标的评分总和——南京89分,苏州84分,南京的综合实力更强。当然,笔者的打分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且不够权威,而每个人对于不同城市的感知和评价也不尽相同,故分数仅供参考。更进一步,倘若跳出上述指标来看,南京不止是江苏的省会,还顶着“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重要门户城市”等一系列头衔,其政治经济地位要远远高于苏州。再加上南京经济增势更强,城市底蕴更厚,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州的经济实力胜在当下,南京的广阔前景更值得期待。不过话说回来,一个省份当中能够同时拥有至少两个明星城市也是一种幸福,更何况除了南京和苏州之外,江苏还有无锡、南通等经济强市。如果从城市群的思维来理解,城市之间不管如何竞争,协同发展终归是大势所趋;而站在全局上看,江苏省“多核协同引领”的大棋,要远比“谁是一哥”来得更有意义。或许,原本就没有所谓的“一哥”;亦或许,每个城市都在扮演着“一哥”的角色。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11-18 09:29
日前,贾乃亮与李小璐以一纸联合声明,正式宣告离婚。“夜宿门”曝出至今,700个日日夜夜,“璐出贾笑”的世纪大瓜,迎来了大结局。相似的剧情,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前有马蓉、文章,后有吴秀波、曹云金、许志安,各种娱乐八卦赚足了吃瓜群众的眼球,有人戏谑“铁打的娱乐圈,流水的出轨剧”。其实,不仅娱乐圈,从政商界精英到普罗大众,出轨事件早已见怪不怪,由此导致的婚姻破裂案例不胜枚举。凡事必有原因,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的研究爱好者,我更愿意从经济学的视角去探寻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一“七年之痒”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婚姻的“七年之痒”。这其实是个舶来词,源自于1955年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电影《The Seven Year Itch》。片中,男主角夏曼先生是一个出版商,他与妻子结婚七年,感情始终非常好。在这个夏天,妻子带着儿子去外地度假,夏曼先生自己一个人在家。其间,楼上搬来一个女房客,就是梦露扮演的美貌广告小明星,引得夏曼先生整天想入非非。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夏曼先生的道德观念和内心情感不断发生着碰撞,好在最后他做出了明智且正确的选择——放弃诱惑,赶去妻儿的度假地。原本剧情平淡无奇的影片,因性感迷人的玛丽莲·梦露的参演,而在电影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尤其是梦露站在人行道旁的地铁通风口上、裙子被风吹起的镜头,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顺便说一句,这段镜头反复拍了40多次,让数千名围观人士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让梦露当时的老公十分郁闷。伴随着这部电影的传播,“七年之痒”这一翻译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用以形容夫妻双方在经历过热恋与新婚的炽热甜蜜后,常常会在第七年左右的时间节点遇上倦怠期,此时很多人都会萌发出打破现有束缚而寻求刺激的欲望,而婚姻的危机考验也便随之而来。还有一种说法——“七年之痒”同人们的生理运行有关,即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而细胞的“记忆力”会导致更新完毕的新生细胞忘记当初的爱,不过这一理论似乎并不能完全站住脚。巧合的是,贾乃亮和李小璐于2012年登记结婚,2019年离婚,前后刚好七年。倘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从炽热到平淡再到危机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规律是指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每多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其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量却有递减的趋势。放在婚姻的场景里,此概念同样适用:两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对方的一个吻变得稀松平常,你也不会再为此脸红心跳,在生活里也不会再为约会穿什么衣服而纠结一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无比眷恋,只因当时的边际效用的确要比多年以后来得更高;当爱情的激情退却,逐渐演绎为亲情后,一部分夫妻间的感情,就会如电影《一声叹息》里男主人公的大实话:“就像左手摸右手没了感觉。”一旦发展到这一阶段,恐怕双方之一出轨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了,这也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关。二柯立芝效应与出轨成本先来讲一个故事。多年以前,美国第30任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和夫人到一家养鸡场参观,看到养鸡场员工一片繁忙,柯立芝夫人有感而发地向农场主询问,如何用如此少数量的公鸡生产出这么多能孵育的鸡蛋?农场主自豪地解释道,他饲养的公鸡每天要对母鸡尽多次义务。柯立芝夫人便让农场主将此事告知总统先生。当柯立芝总统听到这一事实,立即问道:“每次公鸡都是为同一只母鸡服务吗?” “不!”农场主回答道,“有许多只不同的母鸡。”这一趣事,被后人总结为“柯立芝效应”,即如果引入可受孕的新的伙伴,雄性和雌性动物都会表现出持续、高亢的相关行为。在后人的研究测试中,几乎每一种哺乳类物种都有相似的表现。柯立芝效应,正是许多出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而这也常常建立在婚姻边际效用递减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拉链门”事件。诚然,论地位论才华论气质论魅力,莱温斯基或许都无法与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相提并论,然而就因为在一次白宫员工派对上不经意的一瞥,前者同总统先生开始偷偷地搞起了办公室恋情,以至于东窗事发后,克林顿遭遇了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众议院对其通过了两项弹劾条款。若非“识大体、顾大局”的希拉里出面力挺丈夫,克林顿恐怕难逃一劫。如此看来,爱情与婚姻场景下的效用,并不是单纯指代外貌上的性感漂亮与英俊潇洒,这是一个包括生理、默契、内涵、修养、志趣、欣赏、关爱甚至利益等诸多方面的“情感束”,很难具体衡量究竟哪一方给自己带来的边际效用更大。就像克林顿在被莱温斯基的年轻性感所吸引时,也还跟希拉里维系着夫妻关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素在于政治利益上的互惠共赢。当然,出轨是有机会成本的。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站在普通家庭的立场,出轨的机会成本一般包括家庭财产、孩子抚养权、夫妻情感、社会名声等;而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越多越复杂,夫妻感情越和谐,社会声誉越响亮,越重视孩子感情,出轨的机会成本越大。至于明星与公众人物,其出轨成本自然要大幅度高于普通人,就像克林顿出轨的机会成本不仅包括他的妻子孩子,还有他的总统宝座乃至整个政治生涯。不难发现,较高的机会成本,往往可以抵御出轨发生的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婚姻家庭的完整与和谐。有些人即便经历了出轨,却也不会选择离婚,只因离婚的成本更高,这大多体现在一些“政治婚姻”之中。例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书记,在出轨年轻漂亮的高小凤之时,依然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而维持着和吴老师的夫妻名分。可是,如果第三者带来的边际效用大于其出轨的机会成本,那么事情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尤其是当夫妻中的一方还以“给予机会”的态度来表明对另一方出轨行为的包容时,无异于是将对方出轨的机会成本降至几乎为零,此时但凡出现有诱惑力的第三者,都会导致出轨行为的发生。“璐出贾笑”的世纪大瓜,佐证了这一点。三好的婚姻需要双方用心经营如果只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柯立芝效应与机会成本来解读爱情与婚姻,很可能会得出“一切出轨行为都是合情合理”之类的结论,其影响必然是贻害无穷。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美满的爱情和婚姻,而这也是每个人所憧憬和追求的幸福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么,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呢?在很多人看来,门当户对是先决条件,此言有一定道理,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案例:单身男士小王婚前生活质量为X,单身女士小张婚前生活质量为Y,两人结婚后,婚姻带给二人的共同所得为一个常量M,由此他们共同生活并拥有双方的资源,婚后的每人所得分别是(X+Y+M)/2。假设男女双方符合门当户对的条件,那么X=Y;婚后,二人的生活质量都为(X+Y+M)/2。此时,只需M>0,双方状况便都会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两人差距较大(比如X=2,Y=6),那么二人结合后,二人的生活质量均为(8+M)/2,倘若M<4,那么女方的婚后生活质量便不如婚前,她很容易会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不满情绪。从该案例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些许贾李二人的影子。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当今社会的“门当户对”,其涵盖范畴绝不仅限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财富状况等,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势均力敌同样重要。婚姻经济学认为,上帝从生理上安排了男女之间的需求;男人是女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同时,女人也是男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按此逻辑,倘若物质和精神双双达到门当户对,那么男女双方一定是最为合适的“客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理想搭配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同不完全“门当户对”的那个人共度一生永远会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好婚姻,不断地进行“帕累托改善”,让双方一同变得更好,而主要原则有二:一是提高爱情边际效用,二是增加出轨的机会成本。先说前者。虽然在婚姻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但很多人都容易忽视的一点是,这一规律隐含着“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换句话说,倘若其他条件变了,那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就不复存在。在日常消费中,“其他条件”一般指商品生产技术,类比可知,在婚姻生活中,“其他条件”指经营感情的本领。一旦这项本领能持续进步,夫妻之间的边际效用递减曲线会上移,生成更高效用的递减曲线;只要持续不断地创新技术水平,边际效用不但不会递减,还会持续增加,形成规模递增效用。具体应如何经营,见仁见智,每个人方法不同,不做具体评论。再说后者。前文说到过,任何人的出轨行为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如果这一机会成本足够大,反倒会倒逼双方经营好这份情感和家庭,从而实现婚姻的帕累托改进。关于如何提高出轨的成本,不少女士可能更有话说:她们常常要求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管控先生的工资卡,从而获得更多的婚姻安全感。然而客观地讲,这些举动虽然能抬高丈夫出轨的机会成本,但也在无形中降低了妻子出轨的机会成本,非但体现出双方婚姻地位的不对等,还不是双方共同经营的结果,称不上是理想的帕累托改进。按此逻辑,夫妻共同为经营家庭做更多的投入,或许是不错的方式。比如,为儿女教育投入越多,为对方父母投入越多,出轨的机会成本越大;当一个人为这段婚姻及这个家庭付出了半生心血和大部分金钱时,出轨的机会成本非常高,无形中对出轨行为有抑制作用。同时,越是保护伦理正当性的法律,越有利于加大出轨成本,这便可以助力抑制情感不端行为。不过说到底,感情本身才是根治一切顽疾的良方。就像梁实秋先生所说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乃是人间无可比拟的幸福”。祝愿每个姑娘都能嫁给美好的爱情,企盼每个小伙都能收获幸福的婚姻。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10-28 14:56
最近,许久未露面的贾跃亭又重回大众视野。据澎湃新闻报道,贾跃亭已向美国法庭递交了相关文件,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他将把全部资产通过债权人信托的方式转让给债权人,该信托由债权人委员会和信托受托人控制和管理。随后,贾跃亭与妻子甘薇申请离婚的消息吊足了吃瓜群众的胃口。无独有偶。不久前,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刚刚顺利办结:浙江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在通报中声称,债务人蔡某由于没有清偿能力,214万余元的债务只需在18个月内按1.5%的比例一次性清偿3.2万余元。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人们普遍将其解读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正式推行的破冰之举。然而,有很多人表示了自己的疑虑:如此债台高筑,居然只需要偿还连零头都不够的金额,难道剩下的钱可以不用还了?在个人破产的庇佑下,“老赖”们的春天会不会就此到来?而这,就是本文尝试去回答的问题。1分析之前,适当的“科普”总是必要的。一般认为,个人破产是指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从程序上看,个人破产制度主要包括清算和重整两类,其中,清算适用于债务数目较小、无财产或无收入清偿既往债务的消费型债务人,以现有财产清偿全部债务,将破产终结后新取得的财产与既往债务隔离开;至于重整,则适用于拥有较为稳定、持续收入来源的债务人,他们有能力在一段时期内偿还一定比例的债务,与之相应的,是债务人可以获得比清算更为宽松的限制,可以保留住房等不动产或其他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破产制度中一个重要的机制是余债免除,又称破产免责,即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可以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免除继续清偿的责任。其目的在于,当善良诚实的经营者陷于破产境地时,可以在法院的监督和认定下偿还一部分债务,同时免去余下的部分,进而使债务人在破产之后仍能有机会走向新生,并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一看上去无比“仁慈”的制度,在遥远的过去却是一种奢望。漫漫历史长河中,几乎所有欠债不还行为的法律后果都极为惨重。例如,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共和国,倘若某个人欠债不还,那么他不仅要背负不光彩的“骂名”,还要受到人身罚,甚至被处死分尸,这在古老的《十二铜表法》中有所记载。虽然后来的法律条文将债务人处死或卖为奴隶的做法彻底废除,但债务囚禁与贬低债务人人格的做法仍流传了下来。在17世纪的英国法律中还规定,可以割掉债务人的一只耳朵以示惩戒,至于将债务人监禁起来或是百般羞辱,更是家常便饭。不过,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世界各国的立法者与各界人士对于债务债权关系的认识和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应的,是现代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由“以债权人中心”向“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平衡”转变,并开始兼顾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在这样的演变趋势下,个人破产制度及其余债免除机制得以发展成熟,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与采纳。2放眼全球,个人破产制度已成为现代破产法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这一制度的发展进程却颇为缓慢。究其原因,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历代统治者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经济迟迟得不到快速的成长壮大,这就限制了古人对于经济活动中债务债权关系的认知和理解。对于那些民间债务,自古便有“妻债夫还、父债子还”的社会观念,欠债还钱更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对于欠债不还行为的处理方式之严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例如,秦朝时期欠债不还的债务人应以劳役抵债;唐朝则会被处以笞、杖等刑罚;清朝官府可以拘禁破产的商民,而债务人家族必须在两个月以内返还欠债,否则便要被判处劳役…… “用人身责任替代财产责任、用刑事手段保障债权”,已是不成文的规定。此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普遍对于“破产”一词较为敏感,大多数人都觉得破产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即便是真的欠下巨额债务,也都是尽量自己想办法解决,避免让太多人知晓。而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掣肘了个人破产制度的推广实施。不过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私营经济行为不断增多,公民信贷消费已然逐渐普及,个人资产出现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已是屡见不鲜,相应的纠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建立正悄然提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一提:2018年10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万华撰文指出,从维护我国企业法人有限责任制度的科学性考虑,从有效推动以自然人为特征的市场主体制度的完善入手,从彻底解决执行难的角度出发,从维护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性着想,我国都应当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此次温州案件和贾跃亭的“再上头条”,无疑是又一次把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的讨论推向了高潮;而国内长期只涉及企业破产却忽视自然人破产的“半部破产法”局面,或将就此迎来根本性的改变。3从经济层面考虑,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来,有利于民营经济活力的释放。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主体,是最富生机活力的经济细胞,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有数据表明,我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其分量可见一斑。这其中,迅速发展的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正在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以个体经济为例,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2002~2018年,我国个人工商户总数由2377.5万增至7328.6万,年均增速高达7.4%(参见图1)。而在“双创”浪潮的影响下,国人的创业热情持续高涨,这也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然而,从现实层面看,个人的民商事行为常常得不到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导,而诸多局限性依然存在: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商业活动中债务拖欠现象频发,债务人容易逃废债务,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迟迟不能有效解决,不仅扰乱了经济秩序,还引发了社会信用危机;另一方面,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经商同样是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而很多诚实经营的人,即便他们做出的决策都是理性和正确的,但仍然可能遭受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使其陷入支付不能的悲惨境地,这些只是运气较差却并没有过错的债务人,法律理应给予他们结束噩梦重新开始的机会,而非“永世不得翻身”,但现行的法律基调却是,只要成为债务人,就会永远背负债务,直到还清为止。基于上述考虑,个人破产制度的地位便凸显出来,这对于规范个人民商事行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根除“债权人流泪、债务人陶醉”现象、解脱“不幸”债务人的压力以及释放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来说,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二来,有利于维护消费信贷,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我国开始实行增加有效供给与增加有效需求并重的信贷政策,鼓励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加大刺激居民消费的力度,以推动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尤其是1999年3月央行下发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之后,我国个人消费贷款正式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Wind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部门新增信贷规模多达7.36万亿元(参见图2);从结构上看,个人信贷覆盖范围涵盖了住房、汽车、教育助学、家居装修、旅游度假等多个方面。虽说个人消费信贷的增长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诚如硬币有其两面,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也导致了个人负债的快速增加——2005~201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由16.9%上升至53.2%,这一速度要明显快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如此不仅容易催生出市场的虚假繁荣,还可能对金融机构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带来挑战。这时,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对债务人与金融机构来说都极为必要:一方面,可以保证债务人留有生存必需的资金和生产资料,进而减少社会负面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破产的压力也能够促使相当一部分自然人意识到恶意消费贷款的后果,以鼓励消费者诚实信贷,解决其贷款的后顾之忧,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以减少市场的信用风险。可以说,个人破产制度是个人信贷业务健康发展以及减少金融风险的托底性保障。当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还是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体现,这一点不再赘述。4客观地讲,我国目前已具备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条件,比如,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等等。然而,该制度的先天性隐患依然存在,那便是容易被不诚信的债务人利用,成为他们通过申请破产以逃避债务、欺骗债权人和社会的工具;换言之,过于宽松的个人破产制度,很有可能会成为滋生“老赖”的温床,而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非但对债权人不利,还必然会影响社会的诚信风气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必须引起我们所有人的高度警惕。平心而论,个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好的,但绝不是说所有的债务违约者都能被信任。为此,在推行个人破产之时,必须要同步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审核机制,并设定一系列限制性条件。比如,对剩余债务的免除设置相对严格的门槛,尽可能提高欺诈成本以保证法律效果,规定相对较长的考验期和严格的考验期行为规范,鼓励破产中的诚实行为,督促债务人尽可能依约偿债;在此基础上,可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实施情况的需要再做必要调整。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的话来说,我们要重视假破产真逃债的现象:一是要信息公开,要把申请宣告破产的自然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布;二是要加大法律责任追究力度,对假破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高其假破产真逃债的法律风险。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例如,美国的个人破产制度会在债务人申请破产时对其破产能力和破产原因进行严格审查,并将欺诈性转让和破产犯罪定性为“不可豁免的债务”;我国的香港则是将破产欺诈定性为犯罪行为,通过加大惩处力度,以期通过后果的严重性来有效抑制逃债行为的发生……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话说回来,我们不应该因为有风险的存在就因噎废食,大胆地探索、改进与完善,总不失为最明智的选择——毕竟,正是因为世间不完美的存在,我们才会一直拥有立足现实、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动力。本期福利: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互联网金融三季度报告暨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专题报告》《90后人群消费趋势研究报告》,读者可在“苏宁财富资讯”公众号后台回复“2019互联网金融三季报”、“90后消费报告”,获得网盘链接和提取码~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10-16 09:25
90后,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管愿不愿意承认,90后已经踏上了“奔三”的路途。不过,在感慨自己不再青春之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90后正日益成熟,正处于事业起步与快速上升期的他们,已渐渐成长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不同于此前的几代人,90后人群出生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物质财富相对富足;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多为独生子女,受到的关注度更高。再加上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不断拥抱各种新生事物,使得90后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消费观念,而眼下消费升级的新潮流也正在由他们引领。更为“可怕”的是,这群人还远远没有到达收入和事业的顶峰。当90后日渐成为消费支柱,弄懂他们的消费偏好也提上了日程。今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90后人群消费趋势研究报告》(下简称《报告》),旨在剖析90后的消费画像与消费趋势,并对各个领域潜在的商机进行预判。《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1)走近90后:通过梳理90后的人口规模、消费特点与成长经历来初步了解这一人群;(2)90后人群消费画像:系统刻画90后在“衣食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特征与偏好;(3)90后消费新趋势:90后的消费正在显露四方面值得关注的新变化;(4)光鲜背后的隐忧:表面上看,90后的消费比较光鲜,但背后却有着不容忽视的风险点。剧透到此为止,更多精彩内容请看《报告》全文。以下是报告全文,供参阅:全文完。如需获得报告PDF版本,可在“苏宁财富资讯”公众号后台回复“90后消费报告”,获得网盘链接和提取码~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2019-10-10 09:14
直到现在,达瑞尔·莫雷仍然没有道歉。日前,这位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在其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涉及香港的不当言论,内容是近几个月香港暴力分子常喊的一句口号。言论一出,谴责声铺天盖地而来。正当不少人探讨火箭队炒掉莫雷的可能性时,火箭队老板公开力挺莫雷,称其为“联赛中最好的总经理”,而NBA总裁亚当·肖华则发言称:“作为一家基于价值观的组织,我要明确表示,支持莫雷的方面是,让他能够行使他的言论自由。”底线一再被挑战,国人彻底怒了,各路赞助商纷纷终止与火箭队和NBA的相关合作事宜,央视、腾讯叫停了NBA季前赛转播……截至笔者发稿前,NBA中国已被1/3合作品牌抛弃。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NBA,眼下正在遭遇巨大的商业损失和危机。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NBA最终失去中国市场,那么每支球队每年将减少2000万美元的营收,平均每个球员的工资将缩水20%。而这,也是肖华“希望在上海能与姚明达成共识”的原因。在政治立场与民族情怀层面,关于此事的讨论已有很多;而在商业层面,也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1放眼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与产业链快速整合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走出国门,抢占更多的资源和市场,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然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环境、发展历程、历史背景不同,海外商业项目所处国家的思维方式、风俗文化、法律法规等常常与本国有着天然的差异。与此同时,每个民族与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每种文化模式也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及潜在意识。受此影响,企业的跨国经营往往会面临来自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其中既包含了国与国之间固有观念和文化传统碰撞,也囊括了在特定企业文化背景下,企业内部来自不同地域的管理层及员工之间相互接触时产生的摩擦,这便会左右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及收益情况。换言之,天然存在的“跨文化”风险,给企业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诸多挑战。于NBA而言,因莫雷抛出的不当言论而蒙受中国市场的巨大损失,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没能处理好两国价值观冲突而付出的商业代价。导致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跨国企业东道主国家的优越感。跨国企业的管理者常常习惯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周围的事物,却很难从固有思维模式中脱离出来,由此也难以用客观中立的视角去思考企业中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文化冲突。特别是那些自带民族优越感的人,在看待外国文化时,常常会觉得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比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更出色,而不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审视异国文化,进而也不愿意轻易接受不同的经营思维与管理方式,于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文化冲突。另一方面,是价值观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价值观是指身处于特定文化中的人们,对是非、美丑、好坏和爱憎的评判标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例如,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他们相信个人价值与个人成就的实现,强调个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中国人则对于群体有着极强的归属感,提倡凡事都应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的荣辱和成功与集体紧密相连。而价值观的差异,也经常导致企业跨国经营时出现各种矛盾或分歧。上述种种告诉我们:如何应对并避免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使得相关业务在跨文化的土地上“软着陆”,是摆在所有“走出去”企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2值得一提的是,眼下“消费者主权”时代已经降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看来,“消费者主权”是指消费者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购买所需产品,市场把这一信号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又依据消费者偏好安排生产,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如此一来,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发布命令”,使得整个经济模式由消费者主导。与之相应的,是消费需求逐渐成为一切商业价值活动的起点。此时,经营好“人”,远比经营好“商品”重要得多。正因为这样,任何商家都应该想方设法地“讨好”用户,尽可能地通过无限贴近消费者来满足其需求。不同于一般的生意,跨国经营活动的难度在于,商家除了要全面深刻地了解市场、洞悉用户的习惯偏好之外,还应充分懂得并尊重用户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某种程度上讲,后者比前者更加意义深远。纵观世界商业历史,跨国企业在海外经营受阻时,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都是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与革新,逐步去除企业本土化特质的不足之处,并扎根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其与企业自身发展方向相融合,进而在慢慢适应大环境的基础上,以更加稳健的步伐前行。典型如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等跨国公司,都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反观那些未能适应异国用户的需求偏好变化与文化习俗的商家,唯有逐渐暗淡直至退场这一个结局,梅西百货与eBay败走中国就是最佳例证。然而,像NBA这种国际体育生意,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零售买卖,它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与享受,同时所承载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也要显著多于其他领域。因此,海外体育联盟、俱乐部与球员想在别国市场长久扎根兴旺,除了对用户与粉丝们投其所好之外,还必须要真正倾听、理解与尊重这片土地的一切,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更何况,NBA所面对的,是已经崛起的中华民族,是拥有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是体量巨大且日益升级的消费市场——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如今都不再能小看这个国度。3事实上,在此次NBA事件当中,美国也不是没有明白人,ESPN评论员斯蒂芬.A.史密斯就公开对莫雷表示了批评:“你们觉得正义的那些东西,不一定在全世界都行得通,你对人家家里的事情不了解,一无所知,就不要信口开河,拿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你赚中国人钱,就要维护中国人利益,不要胡说八道,美国网上的喷子和键盘侠是不会给你发工资的。”这才是真正倾听、理解与尊重中国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临近尾声,我想说的是,承认和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是任何跨国经营的企业避免文化冲突的法宝与解决问题的钥匙。需知,每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判断标准在其文化体系范围内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而价值观虽是用来判定好坏的标准,但价值观本身并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并不存在某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比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优越或者落后的特殊情况。正如领导人所说:“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原本就是绚烂多姿、五彩缤纷的;世界文明之园的生机盎然,同样离不开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兼容并蓄。是以,小到商业往来,大到国家命运,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增进交流与创新发展方为大势所趋,而这也是美好世界理应具有的模样。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09-29 09:19
如果把80后与90后们的童年回忆比喻为美丽的星河,那么其中必定有一颗璀璨的星球,名字叫做“小浣熊水浒卡”。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集齐各种人物,口袋里全部零用钱都献给了小浣熊干脆面;有的人索性把面让给别人吃,自己只要卡片;还有人为了得到一张“宋江”或者“高俅”等珍稀的人物,不惜花几十元乃至上百元去购买,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时过境迁,那些“为卡消得人憔悴”的情节早已渐行渐远。不过就在最近,一款神似小浣熊水浒卡的商品突然爆火,不仅备受众多年轻消费者们的青睐,还被各路商家与资本方热捧不已;当然也有一些人对该商品嗤之以鼻,甚至还用“韭菜收割神器”与“戒不掉的毒”等带有批评色彩的词语来形容它。这款褒贬不一的神奇商品,就是盲盒。1盲盒,看不见内容的盒子。消费者在购买时,根本不知道盒子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只有买到手拆开后,方可揭开神秘的面纱而一睹芳容;通常情况下,盒子里面装的大多是专业设计师精心设计的各种公仔模型、手办玩偶等潮流玩具。例如,当前最火的Molly校园系列盲盒,每套包含12个造型各异的娃娃,另有极为罕见的隐藏款玩偶,单个盲盒的售价通常在30~80元之间。追本溯源,盲盒是由日本的福袋文化衍生而来。在明治末期,日本的百货公司为了处理尾货或清理库存,常常会把积压的商品放入福袋里,再将福袋出售给消费者;当然,福袋中的具体内容不会事先公开,以此来增加消费者购物时的神秘感。很多人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一再解囊购买,因而福袋的生意总是异常火爆。这可乐坏了商家,不仅库存问题得以解决,还赚得盆满钵满。于是,福袋也便成了商家新年期间常用的促销手段。而后,随着ACG(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和游戏Game)文化的日渐流行,日本人又想到用福袋模式来销售各种ACG的周边商品。于是,扭蛋机诞生了,即把多个相同主题的玩偶归置成一个系列,分别放入蛋状的半透明塑料壳里,通过投币或插卡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售卖。在扭蛋机上,通常都会说明共有多少个款式,消费者同样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抽到哪一款。与福袋一样,扭蛋机也是风靡日本。在我国,以小浣熊干脆面为代表的“集卡式营销”可以算作是最早的盲盒;多年以后的今天,盲盒的流行再度让人们领略到了这一营销模式的魔力——可以说,在任何时期任何发展阶段,盲盒都是一种“俘获人心”的存在。盲盒到底有多受欢迎?我们可以从数据中窥探一斑。据媒体报道,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的盲盒交易规模已达千万量级,数十万购买者参与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买再买,诸如类似于“一对夫妇四个月在盲盒上花了20万”、“60岁老人一年花70万买盲盒”这样的消息频现报端,令人惊叹。旺盛的消费需求也利好了商家。典型如Molly系列盲盒背后的泡泡玛特公司,在经历了连续亏损后,硬是在无数买家的支持下扭亏为盈,并持续以亮眼的业绩示人,有消息称其正在寻求海外上市的机会。另有许多潮流玩具领域以外的商家纷纷入局。例如,瑞幸推出了刘昊然公仔系列盲盒;呷哺联合电影《攀登者》推出了盲盒系列产品,市场反响同样不凡。2盲盒经济的爆火绝非偶然,它能火起来,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来,特征鲜明的庞大受众群体是基础。任何一类经济现象的异军突起,都离不开潜藏已久的市场需求。于盲盒而言,虽然操作逻辑与福袋、扭蛋机们并无本质区别,但它的受众群体是特征鲜明、基数庞大的Z世代。按照巴克莱银行的定义,“Z世代”是指1995~2009年出生的人群,由于他们出生成长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故而又被称为网络世代或互联网世代。这一人群普遍具有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接受新鲜物种速度较快、能赚敢花、愿意为兴趣买单等特点;同时,深受“泛二次元”文化影响的他们,对于潮流消费品情有独钟。据CBNData数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的Z世代人口总数约为1.49亿,规模不容小觑。盲盒的问世,可以说是完美地迎合了Z世代的消费需求:自带“泛二次元”属性,集结了各种IP内容,盒子里的潮流玩具做工精致、外形可爱,再加上几十块钱的适中价位容易负担,很自然地引来Z世代人群的“一秒入坑”,而这也是盲盒经济兴起的牢固基础。二来,带有游戏性质的销售模式刺激消费者一再购买。不同于其他商品,盲盒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前的未知,这也给盲盒本身增加了些许神秘感。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抽中心仪的玩偶,也可能抽不中。宛如抽奖游戏的刺激感增进了消费过程中的乐趣,在好胜心或者“赌徒心理”的驱使下,很多消费者倾向于反复购买直到抽取到心仪的款式为止。特别是那些稀有罕见且中奖概率较低的隐藏款玩偶,更是促使那些志在必得的人们“屡败屡战”,而这也在无形中大大提升了盲盒的消费黏性与复购率。三来,系列型产品激发购买者的收藏欲。收藏,一直都是较为常见的消费驱动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更迭,人们热衷于收藏的物品不断变化,从邮票、钱币等传统收藏品逐渐向球鞋、潮流玩具等众多商品演进。按照长城证券研究报告的观点,盲盒中的玩偶与邮票具有相似的属性——价格适中不贵,以系列产品形式发售,适合拜访展示,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流通价值等等,因此盲盒玩偶可以成为年轻消费者们喜爱的收藏品;而通过新品的快速迭代,消费者们的新鲜感和购买欲得以维持,这便进一步提升了盲盒的消费频次。四来,社交属性催生出盲盒的圈层文化。由于盲盒购买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集齐某一系列的玩偶,于是便衍生出一系列社区分享与讨论行为,包括发布各种经验贴、晒图片等等。例如,在闲鱼和微博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盲盒的兴趣小组,而抖音、B站等平台上的很多盲盒拆箱视频都有着极为可观的点击量。社群的存在,使得盲盒逐渐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交模式,而藏品交换、交流攻略、共同参加展会活动等实践,也让年轻人间的盲盒圈层文化逐渐形成。于商家而言,可以就此有效把握目标群体的动态,并对下一步的营销与产品规划作出完善和改进。正是在上述四股力量的驱动下,盲盒经济不仅成为了市场新宠,还大有站上风口之势。而“抽盲盒一时爽,一直抽一直爽”的剧情也在不断上演。3那么,盲盒究竟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在我看来,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就盲盒与玩偶本身而言,人畜无害,造型可爱,无论是商品的热销程度,还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完美供需匹配,亦或是由盲盒衍生而来的社群文化与跨界营销,以及代表性公司泡泡玛特从扭亏为盈到业绩亮眼、再到疑似谋求海外上市的布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盲盒似乎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更进一步讲,盲盒还为我国IP产业链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思路。完整的IP产业链,由IP内容和IP衍生品两个核心部分组成;其中,IP内容包括电影、动漫、电视剧的开发制作与播出,而IP衍生品则是指代围绕IP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消费品,如服装、玩具、轻工产品、工艺品、纸媒、图书、漫画、音乐、杂志、主题公园等等。一个好的IP,其衍生品的变现能力要远远胜过内容本身,且具备更旺盛的生命力与更持久的影响力,市场空间亦是极其广阔。以迪士尼出品的动漫影片《冰雪奇缘》为例,在该片热映之余,借助这一大IP的影响力,女主角艾莎公主的玩偶娃娃在美国卖出了2600万美元的销售额,而电影主人公安娜和艾莎所穿的同款公主裙,一共在全美卖出了300万条——注意,该公主裙每条售价149.95美元,换言之,光靠卖裙子,迪士尼公司就获得了近4亿美元的收入,而这一数字同《冰雪奇缘》电影的北美票房几乎一致。不仅如此,由于IP衍生品上承载着优秀内容的印记,能够时刻帮助人们重温初见时的温暖与感动,因此衍生品的广泛流传,还能够为更多人带去IP本身的讯息和魅力,也让IP内容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就像米老鼠、小熊维尼、Hello Kitty们一样,虽然问世年代早已十分久远,但至今仍令人魂牵梦萦。这便是IP衍生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然而就我国来说,虽然一直不缺乏优秀的IP与内容制作能力,但IP衍生品市场的供给却极其匮乏。典型案例便是2015年的《捉妖记》,影片票房高达24亿元,但由于国内电影市场衍生品意识的缺乏,从找工厂合作到设计开发,各个环节都遇到了诸多困难,导致《捉妖记》的官方未能在衍生品市场占得先机,盗版猖獗。不过正如硬币有其两面一样,我国IP衍生品的暂时缺位,也暗示着这个市场是一片蓝海。特别是近年来,在电影产业持续发展、各种制作技术飞速进步、互联网技术变革生活方式、广大群众消费能力不断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下,消费者对于优质IP的认知度日益提升,兴趣化与泛娱乐化的产品正在成为内生需求。同时,受“粉丝经济”的驱动,消费者为优质IP付费的意愿同样在提升,这些都有望推动IP衍生品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盛行中的盲盒,正在扮演着助力IP变现的畅销衍生品角色,而且前景极为可观:从成本上看,盲盒能以更低的成本快速将IP衍生品的触角延伸至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场景上看,无论是盲盒机等无人零售终端还是结合餐饮领域的跨界营销,都可以很轻松地抢占人们的各种线下消费场景;从玩法上看,盲盒可以与动漫、影视、小说、文化等各种IP进行联动,而拆盲盒的不确定性又能让年轻消费者们热衷于盲盒消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助力IP的变现……一言以蔽之,盲盒可以很好的赋予我国IP产业链的改善,补足衍生品变现不足的短板,可谓天然的落地手段。4可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对盲盒持质疑乃至抨击态度。近期,媒体上涌现出一大批关于盲盒主题的热文,其中有不少文章都提到了一件事:年轻人买盲盒极易上瘾,他们正在不经意间成为被盲盒收割的“韭菜”。老实说,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举例类比,有些人就是喜欢收集动漫周边,于是看到相关的书籍、挂件、玩偶等商品,都愿意购买;还有人热衷于吃辣,每次见到麻辣口味的食物都要花钱买来尝一尝。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怀疑动漫产业和辣味餐饮的价值,也不能因为自己对动漫周边无感或饮食极其清淡而否定别人的品位,商品的买卖原本就是你情我愿,更何况盲盒本身并不属于有毒有害的范畴,故而问题不是出在盲盒身上。引人质疑的真正症结,在于不法商家的恶意炒作和不良引导,使得盲盒变了味。同之前的猫爪杯、球鞋们相类似,盲盒经济的爆火与玩偶的稀缺,很自然地吸引来众多不法商家的目光,诸如中间商刻意购买囤货、人为制造稀缺性、恶意炒作等现象已经频频发生,而这也大大抬高了盲盒的售价,使之脱离了官方设定的理性价格区间,进而扭曲了市场。例如,原价59元的潘神圣诞系列隐藏款,在闲鱼上的二手交易价格已突破2500元,涨幅超过40倍;Molly胡桃夹王子隐藏款二手交易价格也达到千元级别,个别商家甚至标出2000元的高价,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与此同时,盲盒经济的核心受众主要为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涉世未深,普遍对市场风险的判断识别能力较低,容易被外界言论影响。一些炒作者和投机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夸张的宣传,刻意地营造一种紧张焦虑的氛围,激发出年轻人内心深处的购买欲,以此来“收割”他们的钱包,而这也是盲盒成为“韭菜盒子”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理应客观冷静地看待盲盒经济,警惕并及时打击清理市场上的各类违规行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这一新兴行业的健康发展。毕竟,盲盒原本是一门挺好的生意,年轻人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不应该成为资本游戏和投机炒作的炮灰。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2019-09-18 09:10
说到人口少子化,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日本。诚然,严峻的少子化困境已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头号拦路虎,举国上下为之抓狂不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是急得连连高呼“国难当头”。可鲜有人注意的是,“国难当头”的还有韩国,其人口增长困境甚至比日本还要严重。1日前,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最终版《2018年韩国新生儿出生统计》显示,2018年韩国新生儿数量32.7万,为1970年以来最低,且国民生育率降至0.98‰,即平均每名女子终生生育不到1个孩子。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若想保持一定人口规模,其生育率需要达到2.1‰的标准,而低于1.3‰则被视为“超低生育率”。于韩国而言,不仅生育率显著低于超低水平,还因此成为了近代以来全球首个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韩媒也用“世界首创”来自嘲。曾几何时,韩国也是“人丁兴旺”。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数据表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年均新生儿数量在90万名左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指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态势,近些年更是加速下滑(参见图1)。与之相应的是韩国人口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从1970年的4.5‰暴跌至80年代中期的1.5‰,而后虽有复苏迹象,却也难以止住继续滑落的趋势,以至于新世纪伊始到今天,韩国的生育率居然比不过以少子化著称的日本(参见图2)。持续多年的低出生率叠加人均寿命的逐年延长,让韩国经济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Wind数据显示,1970~2018年间,韩国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重由41.87%降至13.36%,其规模也从1349.9万人缩减为689.8万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由3.47%提升至14.42%,其规模则从111.9万人增至744.6万人(参见图3)。也就是说,今天的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要比15岁以下少年儿童还多出54.8万人,可谓不折不扣的“老年人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老龄化速度正以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推进。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时,就成为了“老龄”社会。基于这一界定,如果把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所用时间长短(即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从7%上升至14%所用年限)作为衡量老龄化速度快慢的标准,那么结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统计,美国用了大半个世纪,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5年;反观韩国,仅用了18年时间,就完成了由“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的演变。生育率长期低于日本,老龄化速度又明显快于日本。更要命的是,这些局面非但没有好转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韩国人口危机的严重性,着实要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已发出警告称,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状况的继续恶化,那么到2026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超过21%,并成为“超老龄化社会”;从2031年起,韩国总人口会开始逐步减少,到2065年将减至4300万,100年后的2165年会进一步萎缩至1500万,最终归于消亡。2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韩国自然也不例外。近些年,韩国经济疲态尽显,其中固然有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导致出口增长乏力,以及国内汽车、半导体等主要产业发展缓慢等因素的影响。不过除此之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主要影响如下: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韩国15-64岁的人口总数于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因而适龄劳动力人口也会不可避免地有所削减,这将进一步给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带来压力。其二,财政负担与日俱增。受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影响,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加重了韩国政府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另外,韩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也在攀升。老龄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这就意味着除养老金外,政府部门在医疗护理方面的支付金额也会随之提升,这便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形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韩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不仅如此,韩国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的基层行政架构还遭受着崩塌与消失的威胁。来自韩国雇佣信息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倘若当前的低出生率现状继续保持下去,30年后,全国200多个地方自治机构中的1/3或将丧失职能甚至消失,其中以义城郡和高兴郡为典型代表。同时,由于人口规模的持续萎缩,这些地区的大众交通、学校、医院、药店等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基础结构也将陷入崩塌的窘境。3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走低。事实也正是如此。根据韩国雇佣信息院与青年希望财团联合发布的《青年生活质量实况调查结果报告》,在1578名受访者中,有44%的年轻人表示不希望有孩子;韩联社援引韩国就业门户网站Scout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多数韩国人对生育后代的态度并不积极,有59.4%的受访者没有要孩子的打算。其中一部分原因,要归于韩国人生育观的改变。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早已不复存在,在竞争激烈的韩国社会里,如果孩子长大不能立足,就有可能成为父母的累赘。为此,父母势必要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待让孩子未来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可若是多生一个,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这样,农业社会的“多子多福”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多子多负”,而“少养精养”的方式已备受韩国大多数家庭追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韩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抛弃多生育子女的“光荣传统”,开始以少生甚至不生孩子为新潮。然而,观念的改变并不是韩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各方机构的调查结果来看,那些不想生孩子的韩国年轻人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理由,那就是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这要从韩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说起。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韩国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崛起,离不开“出口第一”、“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采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举全国之力扶持了几个大型企业,并以此大力吸引来自全球的资金、技术与产业转移,促进对外贸易,局面被迅速打开。可以说,韩国经济的腾飞,这些大企业功不可没。不过硬币的另一面是,三星、现代等掌握着大量资金资源且受到政策保护的大型公司实力日渐强劲,在国内几无敌手的他们通过不断地并购扩张,最终渗透至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垄断并控制了韩国经济。有数据显示,光是三星、LG、SK和现代四家巨头拥有的资产规模就达到了韩国总资产的1/4,销售额也占到韩国所有企业总销售额的20%以上,这比香港的四大家族更甚。于是,世人开始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财阀。更进一步讲,当财阀们控制经济和社会之后,政商关系变得极为畸形:为了获得政府更多的优惠政策扶持,财阀千方百计地与相关机构及政府要员搞好关系,输送政治资金;而为了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政客们也会有意识地去亲近势力庞大的财阀……结果就是财阀占据了全社会大量的资源,他人难有出头之日,甚至历届韩国总统中的不少人都因腐败而锒铛入狱或结局惨痛,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朴槿惠均是如此。那么,以上种种对于普通老百姓又有何影响呢?很显然,在财阀阴影笼罩下的韩国,年轻人想要拥有光明的前途或是拿到不错的薪资,几乎只有“削尖脑壳”地加入财阀控制的大公司这一条道路,因为其他中小型企业根本看不到希望也没什么钱可赚,进不去大公司,基本就宣告了阶层跃迁的失败。但现实却是,能加入大企业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于是,韩国百姓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人占据了绝大多数。Wind数据表明,2008年至今,韩国成人财富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6~0.75的极高水平,远在0.4的警戒线之上(参见图4)。受此影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自顾尚且不暇,生孩子还是先放放吧。更有甚者,昂贵的子女养育费也让一般家庭难以承受。韩国保健福祉部和保健社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一个韩国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0多年里,父母需要为其支付的养育费用超过3亿韩元;如果将这一数字按年平均,每个孩子每年需要花费约1400万韩元。而韩国雇佣劳动部的统计结果表明,韩国一名公司正式员工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约合24.5万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养育一个孩子,每年要花掉的钱超过一名普通员工年收入的1/3。需要注意的是,4100万韩元是平均工资,若是考虑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实际情况则是大部分人根本达不到这一水平,甚至是相去甚远。这就意味着,在韩国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大得多。这还没将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花销计算在内。生活重压如此,韩国人活着都要竭尽全力,又怎能有意愿去生孩子呢?4韩国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阻止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的持续蔓延与恶化,韩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早在1994年,韩国政府就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并于2004年开始推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2005年,时任总统卢武铉设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社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2006年起,先后制定实施了第一个( 2006 ~2010年) 、第二个( 2011~2015 年) 和第三个( 2016~2020 年) “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五年基本计划”。此外,韩国还全方位地为国人营造有利于生育孩子的环境,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便如此,韩国依然没能从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走出来。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撰文称,韩国或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而今,他的预言仿佛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这从韩国首都首尔的现状中可窥见一斑:2019年上半年,首尔的生育率仅有0.76‰,比全国的0.98‰还要低;若不是韩国最大城市的光环吸引着外来年轻人口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首尔可能早就踏上“灭亡”的道路了。这或许是韩国“空巢”的一个序章。一切麻烦的解题之匙,都是如何激发出韩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然而,并不是所有韩国年轻人都不愿意生育。最近,一家韩国媒体在对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这就足以说明,在过去的10年间,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同样强烈,丝毫未曾衰减。生育问题,真的从来都不只是生育问题。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09-11 09:17
山东,作为老牌经济大省,日渐显露的发展疲态引来各界诸多热议。许多专家学者做了详实的经济分析,我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山东民营经济的真实现状与问题所在。然而,经济现象从来都是错综复杂,换个角度去揣度审视,常常会有新的认知和体会,而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理解其中的奥秘。本文的写作动因即在于此——这次,我们从区域与城市的角度,对山东经济再做一番深入考究,以期给各位读者一些新的启示。1山东是经济大省,这是不争的事实。早在战争年代,山东就是重要的军粮供应地。改革开放后,借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东风,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山东的农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1982~1985年期间,全省的GDP稳居全国榜首。进入新世纪,在重化工业建设狂飙的时段,山东抓住了发展机遇,以石化、炼油等为代表的重工业蒸蒸日上,崛起之势肉眼可见,而其经济总量也在工业化进程引领下,一直保持在全国第二、三名的高水准排位。山东经济令人称道的绝不仅有这些。深入到城市层面,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论经济体量,山东境内每一个城市都不是泛泛之辈。近期,随着各地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的陆续发布完毕,一份《2019年上半年城市GDP百强榜》也适时地进入大众视野。从榜单上看,山东省16个地级市中居然有15个进入百强,上榜率高达93.75%,是全国拥有百强城市最多的省份(参见表1)——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唯一没有上榜的日照市,其GDP在全国也排在第101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尽管广东省经济总量高居全国榜首,但全省21个地级市,只有11个入围百强榜单,上榜率为52.4%。除了珠三角之外,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城市经济体量均表现平平,垫底的云浮市上半年仅创造出425.5亿元的GDP,只比山东日照的1/3稍多,很难想象它是位于全国头号经济大省之中。更进一步,如果把山东和广东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城市分别剔除,可以看到的是,不包含青岛与济南的山东GDP几乎依然可以挤进全国三甲,但不包含深圳与广州的广东GDP排名则会下滑三位。这也再度佐证了山东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均衡,以及广东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事实上,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经济大省都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均的问题,除广东外,江苏省内“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版图、浙江省内杭州宁波“两城独大”的城市格局等等,都是备受争议的存在。相比之下,山东省诸城市虽然经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但远不及广东、江苏、浙江那般相差悬殊。从这个角度看,山东内部的均衡发展,着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2然而,倘若从国家层面来重新审视,各城市间的均衡发展,似乎并没有给山东省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倒是接二连三地同国家重大政策的倾斜失之交臂,以至于一再错失发展机遇。例如,2017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要“重点打造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4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昆明、乌鲁木齐、哈尔滨、西安、郑州、武汉、大连、厦门8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山东没有城市位列其中。再如,尽管济南和青岛都提出了“争创国家中心城市”,但是目前国家认定的9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中,暂没有出现山东城市。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山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超级城市来扮演领头羊的角色。读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山东不是有济南和青岛这对“双子星”坐镇吗?不错,单看这两个城市,一个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古城,一个是近代开埠的国际港口;一个是儒家农业文化的传承,一个是海洋商业文明的代表。加之数不清的头衔和荣誉,人们很自然会认为,二者就是山东的“超级城市”与领头羊。然而,倘若跳出山东省的局限,站在全国层面来横向比较,情况就会全然不同。我们不妨基于“量”和“质”两个维度来分别讨论,先说前者。身为省会城市的济南,似乎从来都不是山东的经济重心。从省内格局上看,济南的经济总量非但长期坐不上头把交椅,甚至还被烟台压制了十几年之久(参见图1),这与传统“一城独大式”的省会相比,难免有些“尴尬”;倘若放大视角,济南在全国各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排名中长期位列倒数,甚至还不及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城市。若非今年年初,济南将莱芜并入其中,使得GDP瞬间大幅上涨且直逼万亿规模,这种“尴尬”恐怕还要持续好久。再看青岛,其经济总量已于2016年突破万亿规模,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城市行列,人口规模也超过了900万。这些成绩固然可喜,可若是从《全国城市GDP百强榜》上看,这座全国第三经济大省的头号经济强市,却未能挤进前十名,只排在了第12位。反观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分列榜单第3、第4位;而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苏州和南京两大城市,也获得了第7和第11的良好排名。对山东来说,这样的局面着实不太理想。不难发现,山东虽然各个地级市之间的发展较为均衡,但并没有一个在经济体量上处于绝对引领地位的超级城市出现。或许以下数据的对比可以更直观地说明问题(参见图2):说完“量”的维度,再来看“质”。一般认为,超级城市区别于一般大型城市的地方,除了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等基础因素之外,较高质量的产业集群同样是颇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放眼全球,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实力雄厚,旧金山、柏林们拥有强大的高新技术产业;而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杭州等城市,都已经形成了令人称道的现代产业集群,相应的明星企业也是一个赛一个。相比之下,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要逊色不少。作为典型的重工业经济省份,山东现有的且较为成熟产业集群大都集中于石化、能源等传统领域,而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却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各个城市均是如此。济南不必多说,能叫上名字的几家公司,几乎没有把新兴经济领域作为主营业务的。至于青岛,即便是拥有海尔、海信、澳柯玛这样的家电明星企业,却也不得不面临转型的阵痛;与此同时,它们有半数以上的零配件都要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采购,这从侧面反映出,青岛家电产业较为突出的“头大身子短”问题,致使其难以发挥出足够的引领辐射作用——更何况,家电本身同属传统经济领域,新兴领域的短板肉眼可见,高质量产业集群远未成气候。也正因为上述种种,去年7月有关部门在结束了第一轮巡视整改后,较为罕见地对全国7个副省级城市点名批评,理由为“龙头作用不够”“引领带动作用不够”“中心城市作用不够”。而山东在7个城市中占据两席,济南、青岛悉数在列,主要意见反馈为:(1)济南市落实新发展理念不够有力;(2)青岛市存在“小富即安”心态,“头雁效应”不够强,“关键少数”没有充分发挥带头作用。所以说,这对“双子星”,显然还算不上山东经济的领头羊,与超级城市的咖位同样相去甚远。3究其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有先天性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黄河的泛滥。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五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自远古时期开始就有我们的祖先在数千里的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然而,这位“母亲”的脾气似乎并不温和,因泥沙含量大,黄河中下游河道极不稳定,时常会出现泛滥与改道的情况。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先秦到民国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堤泛滥1500余次,大的改道26次;每次泛滥都会导致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物质财富遭受巨大损失。山东,正好位于黄河泛滥的核心地带。由于饱受黄河泛滥肆虐之苦,不同于长江下游的自古富庶,山东很多地方迟迟无法形成厚实有效的经济积累,而很多居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更安全的远方避祸求生,久而久之,必定难以形成持续吸引资源和人才的向心力,超级城市自然难以诞生。不过,考虑到建国之后对黄河的治理颇有成效,故黄河泛滥不能算作是主因。说到底,还是山东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主要表现有三:一来,各地产业发展同质化明显。放眼全省各城市,整体上呈现出产业“大而全”的面貌,即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样样都有,特色产业不够鲜明。此外,各地的主导产业也颇为趋同,例如,山东最大的三家民营纺织公司分别坐落于滨州、东营和济宁,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滨州、东营和济宁的纺织产业都是当地主导产业之一。这也是各地产业同质化的一个缩影,其结果一定是谁都大,但又谁都不够强。二来,没能形成具有足够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事实上,除了济南和青岛外,山东其他城市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即产业布局较为分散,没能形成类似于江浙那样密集的产业集群,导致城市间的互补性较弱,产业衔接不够紧密。大家各干各的,难以形成足够的凝聚力,这也弱化了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三来,缺乏颠覆式创新。革命性的发展往往离不开颠覆式创新,超级城市的崛起同样如此。某种颠覆性创新的降临,极有可能打破旧有的城市经济格局与产业发展路径,并通过开辟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来获得弯道超车的资格,进而带动城市经济的飞跃。典型案例便是杭州,在电商兴起的带动下,其他互联网经济业态纷纷兴起,而相应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杭州也因此一跃成为仅次于北上广深的“新一线”城市引领者。反观山东,相对保守的发展理念,让每个城市都倾向于沿着固有的路径前行,却因缺乏颠覆式创新而一再与新经济失之交臂,难有超级城市的脱颖而出也就在情理之中。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本文为何要一再强调超级城市?其实很简单。试想,某高科技公司以300万年薪聘请一位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或者以30万年薪聘请10位科班出身的技术人员,哪个意义更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正所谓“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一座超级城市给所在省份乃至整个国家带来的东西,绝非普通城市可以比拟:第一,超级城市能够形成更为强大的资源集聚效应,而全球范围内优质高端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将会给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二,超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并有效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有助于市场分工的细化与个体发展空间的拓展;第三,超级城市能够发挥出强大的辐射能力,并带动周边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于山东而言,由于超级城市的缺乏,使其对资源的吸引力度明显偏弱。再加上地处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各地对于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而当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对山东产生“虹吸”,让这个疲态显露的经济大省继续“失血”。这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如火如荼的“抢人大战”之中,山东城市的存在感如此之低。事实上,山东不光是“抢人”难,“留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据齐鲁晚报的报道,2019年山东全省16市毕业生平均留存率仅为23.54%,青岛、济南两地毕业生留存情况姑且还算乐观,留存率分别为62.59%和53.33%;可是对于其他城市来说,留住自己人已着实不易,有10座城市留存率低于全省平均值,聊城、济宁两市毕业生留存率甚至不足一成。流失的毕业生中,有七成去了京津冀或者长三角。山东真的需要一个超级城市。4所幸的是,山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16年,河南郑州上榜“国家中心城市”,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评价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还包纳了山东两个市。我们再不奋起直追,很有可能形成中间塌陷。”到了2019年伊始,济南正式合并莱芜,标志着济南向着超级城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超级城市绝非简单的“做加法”就能炼成的,后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话说回来,眼下的山东也有着其他省份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便是青岛、济南和烟台三个经济大市——可以预见的是,假以时日,济南和烟台都将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而一个省份能同时拥有三个GDP万亿量级的城市,无疑是极其幸福的事情。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城市之间不管如何竞争,协同发展终归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具备“城市圈格局”,以更加宏大的思维和着眼于未来的视野来定位城市经济发展,即不局限于单一大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与技术优势,而是应同时考虑周边城市的相关要素和特点,将上下游结合起来,合理配置要素,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降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并取得更大的效益。诚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所言:“单打独斗的城市没有未来。”试问,强如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等超级城市群,都在不遗余力地深化联动以谋求协同发展,山东半岛诸城市又怎能置身事外呢?从这个角度看,山东亦是幸运的,因为“三核协同引领”背后蕴藏的能量,要远比一个超级城市更加令人惊叹。如何下好这盘大棋,或许将会是山东经济困局的一个绝佳破题点。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09-06 09:18
2019,己亥猪年,本该是“金猪宝宝”们扑腾的年份,却被菜市场上的猪肉抢尽了风头。自今年春节起,我国猪肉市场的“躁动”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进入8月份以来,猪肉价格一路高歌猛进。数据显示,与1月末的低点(10.8元/公斤)相比,8月20日全国生猪均价达到了24.4元/公斤,涨幅超过125%;22个主要省市的猪肉均价也由18.54元/公斤上升到36.05元/公斤,涨幅近乎翻倍。与之相应的,是各地菜市场上的猪肉零售价格屡创新高。典型如两广地区,猪肉已经卖到了25~30元一斤;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同样不遑多让。也正因为如此,猪肉涨价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话题,很多人感叹:“现在能吃得起猪肉的都是有钱人。”事实上,近些年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已是见怪不怪,“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戏码频频上演。同历次一样,本轮猪价之所以持续上涨,是因为生猪供给的短缺,其中除了母猪生产周期、前期亏损导致的去产能等因素在起作用外,还叠加了非洲猪瘟的后效应——这些已被业内人士反复讨论过多次,不再赘述。然而在我看来,猪瘟也好,“猪周期”也罢,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现象,比如以下三个问题:(1)我国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缘何如此频繁?(2)猪肉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为何不强?(3)普通养殖户怎么老是觉得养猪很难?说到底,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客观原因;一次也许是偶然,可若是接二连三遇上麻烦,我们就有必要去反思一下:是否行业本身出了问题?1养猪是一门技术活,绝不是把猪喂饱了杀掉吃肉那么简单。整个过程错综复杂,涉及到饲料、喂养、繁殖、流通、屠宰、加工等诸多环节,它们环环相扣,共同组成了所谓的生猪产业链。生猪,可以理解为活着的猪,这当中不包括专门用于繁殖的种猪。沿着产业链纵向划分,上游为原材料供应企业,主要包括饲料和兽医动保;中游主要是生猪的养殖与流通;下游则对接屠宰场,经过屠宰加工、冷藏物流之后,猪肉产品进入终端消费市场(参见下图)。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的生猪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均较为完备;上下游纵向协作关系不断增强,现已基本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生猪生产区域布局也逐渐趋于合理,管理与技术水平持续提高。而生猪产量也稳步增加,猪肉质量改善明显。然而,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失衡,却成了掣肘我国生猪产业进一步发展的“老大难”。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市场需求极其旺盛。来自中航证券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我国全年猪肉消费规模超过7000亿元,这是整个生猪产业链共同运行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是体量巨大的市场。但是,正如经典的“微笑曲线”理论所表明的,不是所有环节在产业链中都能得到同等的利益,这与它们的主要特征及所处的市场地位不无关系(参见下表)。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在生猪产业链各个环节中,屠宰加工现已具备了较高的市场集中度,拥有多家龙头企业,且存在明显的进入壁垒,市场势力最强;其次是饲料供应和种猪繁育环节;最后是生猪养殖环节,近半数为养猪散户,彼此间处于较为充分的竞争状态,数量虽多但规模化程度不强,进入壁垒最低,市场势力最弱。市场地位直接影响到议价能力,故下游的屠宰加工流通企业与上游的饲料供应商更容易获得稳定的高额利润,进而占据生猪产业链中的绝大多数利益;反观生猪饲养,其利润获得却是微乎其微。有研究显示,生产1kg火腿肠,其毛利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分布大致表现为:屠宰、深加工以及流通零售环节上的企业分别可获得1.97元、2.32元与2.18元,而生猪养殖户仅能得到0.4元,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更有甚者,生猪饲养环节还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在市场波动时,饲料企业和屠宰加工流通企业甚至可以联手压低收购价格或“成本转移”和“顺势加价”,以此来转嫁市场风险到养殖户身上,即便是在养殖户普遍亏损的情况下,他们仍能获得稳定利差。这样的利益分配格局,自然是不合理的。需知,生猪饲养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直接决定着猪饲料和屠宰加工的市场容量与结构,可是这一核心环节却没有享受到“核心”的待遇:一方面,在市场的波动下,养殖户(尤其是普通农户)的效益及利润难以得到稳定的保障。伴随着各种饲养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贷款难度与规模养殖用地难度的居高不下,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农户们养殖的积极性,选择在市场萧条期纷纷放弃养猪,严重影响到生猪存栏数量与猪肉市场供给规模。另一方面,各环节议价能力的不对等,间接导致了生猪产业链节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生猪收购商的覆盖范围极为广泛,故而对市场供求信息的掌握程度要远胜于普通养猪农户,这会让农户们在交易时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此外,信息不对称还意味着产业链上下游衔接的松散,受此影响,养殖户无法第一时间摸清市场的真实需求,很多时候只能是凭借个人经验对市场做出较为简单的判断,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饲养生产。当“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时,极容易因决策失误而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之生猪产业化程度低、从众心理强,常常会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造成生猪供给规模的大幅震荡。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非但不利于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还大大降低了猪肉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此时,一旦发生诸如非洲猪瘟之类的“黑天鹅”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必然是持久且深远的。这才是眼下猪肉价格持续疯涨的根本症结。2相比于将目光停留在非洲猪瘟、刺激养猪等事情上,我们似乎更应该尽快找到破解生猪产业链之困的法门。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的很多国家都曾经遭遇过类似的麻烦,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改善生猪产业链、提升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此不妨对丹麦和德国这两个生猪产业强国的具体实践做出梳理,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启示。(1)以屠宰合作社为核心的丹麦模式位于北欧的丹麦,是世界上人均猪肉生产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三大猪肉出口国,其猪肉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3%。丹麦的生猪养殖效率极高,母猪生产力冠绝全球;其生猪产业也极为发达,现已是全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丹麦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养猪王国”,屠宰合作社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丹麦的生猪产业链是以屠宰合作社为核心主体,通过对其他环节进行有效整合来形成较为紧密的纵向协作关系。其代表为欧洲最大的屠宰联合体——“丹麦皇冠”屠宰合作社,拥有近30家生猪屠宰场,雇员总数超过2万人,带动养猪农户超过2万户,全国近90%的生猪屠宰加工都是由“丹麦皇冠”完成的。“丹麦皇冠”屠宰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合作至上,荣辱与共。养殖户自向合作社交售生猪起,便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并拥有股份,股份大小取决于向合作社交售生猪的数量,这就在产业链上建立起一种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此外,按照合作社的规定,社员必须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卖到合作社,合作社有义务收购社员生产的产品并进行加工与销售;在收购过程中,合作社采用市场行情公布的价格信息统一处理,使得生猪价格波动幅度很小。这样既能确保产业链上各环节经营主体的利益实现,又可以有效防范市场风险。其二,一体化经营。从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实行高效的一体化经营,是合作社最大的亮点。例如在屠宰环节,合作社有一套标准检测体系,用来检测猪肉以及猪肉脂肪含量,基于检测结果来确定猪肉等级,以确保满足市场期望;在销售环节,合作社还有自己的运输部门,与国内及欧洲的其他大型运输公司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精确和高效率的仓储运输,及时地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上。这种一体化经营范式,不仅大大提到了生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还保证了猪肉肉质的安全。(2)拥有完善体系的德国模式德国除了制造业誉满全球外,其生猪产业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没有像奶牛、肉牛等领域那样得到政府多方面补贴,但依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生猪饲养环节,德国主要采取了两种模式:一是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适度规模化养殖,饲养规模一般为1000~1200头;二是较大规模的工厂化养殖方式,饲养规模一般为5000~10000头。在此基础上,德国着力推动各个养殖场的明确分工和专业协作,形成了以种猪场、商品猪场和自繁自养猪场等不同结构层次的标准化饲养和管理模式,确保每一层次都能做到专业化生产与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值得一提的是,生猪饲养管理方面,德国利用现代设施和技术实现了饲喂自动化,生猪每天的进食量由计算机控制,根据不同生长期和生产性能对猪进行定时、定量喂养;粪污清理同样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保持了猪舍内小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这些先进的饲养管理措施,不仅确保了生猪生产潜力的发挥和生产性能的稳定,还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德国生猪产业还建立起了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经营服务体系和病疫防控体系:一来,技术服务是由德国的农业研究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来完成。主要涵盖饲料配方、营养成分检测分析等领域的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进而帮助养殖场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和养殖效益。二来,经营性服务则由合作社和协会来完成。其中,合作社的职能包括育种、饲养、屠宰加工、市场销售、病疫检验、猪舍建设、动物福利等多方面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功能,使得德国生猪产业链各个环节主体相互渗透、互为股东,从而形成了真正利益共同体,合作社和协会可以代表养猪业同政府对话,以最大限度保障养殖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三来,病疫防控由政府兽医部门主导完成。德国历来高度重视生猪饲养过程中疫病的整体防控和养猪场的疫病控制,政府部门从规划设定、应急计划,到疑似病例处置、应急演习、监测方案等,方方面面均制定了相应的机制措施,其结果就是,诸如口蹄疫、猪水泡病、典型非洲猪瘟、乙脑、伪狂犬病等生猪传染性疾病在德国已基本被消灭。在发展生猪产业这件事情上,丹麦和德国的做法虽有不同,但有三条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产业链上下游纵向关系紧密,各环节形成利益共同体;规模化与标准化养殖,确保生猪生产与供给规模的稳定;形成专业化分工,用先进技术设备与完备的体系为产业赋能。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3话说回来,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着实让人感到焦虑。倘若放任其一直下去,非但不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还会对CPI的上升带来较大压力,进而抑制内需的扩大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近期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旨在促进生猪的生产与猪肉的保供稳价。例如,江苏省下发2.61亿扶持补助资金用以恢复生猪生产;浙江提出养殖用地优先审批、引种补贴500元/头等八大举措;四川采用多措并举的方式来稳定生猪生产供应;广西将适时启动生猪价格调控预案;广东给各地市下达了最少出栏任务……在种种政策利好下,市场预期开始出现乐观的情绪,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猪肉价格也会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不过,从长远角度看,想要真正实现猪肉市场的健康发展与平稳运行,我们势必要从根本入手,切实解决生猪产业链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着力推动整个产业的做大做强。这虽非朝夕之功,任重且道远,但却是必然选择。与其看天吃饭,不如苦修内功——此言适用于任何领域,无论是生猪产业还是其他,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08-29 09:27
见过生意好的,可没见过生意好到要关门的。酝酿了许久,全球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好市多)于日前在上海闵行区开出了中国大陆的首家门店。怎料,生意火爆程度令所有人大跌眼镜:茅台、爱马仕被秒光,停车场车位至少要等待三小时,大量安保人员与警察纷纷出动维护现场秩序,很多人直呼“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最“奇葩”的是,由于顾客实在太多,导致商品供不应求,开业仅仅5小时,Costco不得不闭门谢客,过了好一阵才重新开张。百闻不如一见,Costco的魅力果然名不虚传。说起Costco,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了解,但在美国早已家喻户晓。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零售巨头,自问世起就致力于为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而在发展过程中,Costco几乎从未出现过颓势,一直处在稳步增长的道路上。也正因为如此,Costco受到了无数大佬的推崇: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将其视为“最值得学习的零售商”,股神巴菲特的死党查理·芒格称之为“最想带进棺材的企业”;在中国,Costco俘获了雷军、傅盛、黄峥等众多拥趸。Costco的魅力,当然是源自其独到的商业模式与经营理念,在此不赘述。本文关心的是Costco在中国的未来:它能否在中国市场续写商业传奇?或许你会觉得,Costco在上海“开业即爆店”已足以说明问题,但在我看来,情况并非看上去那般乐观,至少还有三重障碍,是Costco必须要面对并解决的。障碍一会员制尚未被中国人广泛认可熟悉Costco的人都知道,会员制是它最独特的商业标签,更是核心盈利点。所谓会员制,又称俱乐部营销,是商家将消费者集合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体,针对消费者的需求而生产或销售合适的产品或服务,并采用宣传、销售、促销等形式,增加现有会员群体的消费黏性;其实际意义就是创造并实现会员价值的最大化,进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于Costco而言,消费者想要在此购买商品或享受服务,必须要成为其会员并交纳会员费。当前,Costco在全球拥有超过9000万人次的付费会员,其中美国有5160万人;另有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10个家庭里面,有4个家庭各自至少有一张Costco会员卡。由此可见,在美国,Costco的会员制已被广泛接受。可是,这套打法在中国市场能玩得转吗?恐怕不太容易。其实早在Costco之前,就有不少零售商试图在中国市场复制流行于欧美地区的会员制,如沃尔玛、麦德龙、普尔斯马特、好又多量贩、华联等。尽管商家们在热情歌颂与大力推行会员制,但中国消费者似乎并不感冒,致使店面顾客大面积流失。受现实所迫,商家们后来纷纷冻结、改造甚至取消会员制,使得中国的会员制发展进程几近停滞。以21世纪初的麦德龙为例,据媒体报道,由于在中国市场经营业绩过于惨淡,一向标榜“没有会员卡不得入内”的麦德龙悄然“变通”,只需办理一张临时会员卡,或者与前台服务人员打声招呼即可免卡进入消费。这可视为会员制在中国市场“受挫”的一个缩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消费者的整体收入水平远不及欧美国家。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低收入人群对于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要显著高于高收入人群。在中国,愿意成为商家会员的大都是大中城市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人群,每年例行支付会员费对他们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来说,支付会员费相当于抬高了购物的门槛,再加上非会员无法享受到各种优惠与福利,使得会员人群与非会员人群之间宛若隔开了一道屏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大,自然容易滋生对商家的抵触心理,会员制也因此难以得到认可与推广。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在沃尔玛和麦德龙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年代,国人的平均工资与消费能力都不足以支撑进口商品为主、会员费用不低的会员制零售模式。眼下,随着近些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中高收入人群的规模正日益扩大,再加上新一轮消费升级浪潮的席卷而至,人们追求个性化、多样化与良好体验的消费趋势也日益兴起……这些变化对于消费者维持对特定品牌或零售商的忠诚度来说,都是极大的利好。此时入华的Costco以及它的会员制,或许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但在中国市场建立起庞大的会员体系,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重而道远。障碍二中美消费市场差距极大Costco之所以能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自身发展策略固然是首要因素,但其经营模式与美国消费市场的完美契合,同样不可忽视。在美国,即便是在湾区、西雅图等繁华地带,除了市中心的极少区域外,几乎到处都是地广人稀,许多城市更是居住区与商业区界限分明,人们往往都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周边并没有太多的购物场所,特别是各种货品齐备的一站式卖场。受此影响,美国人大多习惯于周末一次性地大规模采购商品,带回家“囤”起来。与此同时,诸如Costco这样的会员制仓储连锁超市,格外强调“一切以降低成本和坚持为会员创造价值为首要原则”,其中也包括门店的选址——为了节约成本,Costco通常都选择远离繁华市区、地价便宜的地方开店,最好是高速公路边上的荒地。这就意味着店面周边的公共交通不甚便利,所有前来购物的消费者大多要自己驱车前往。综上,一个典型的美国式Costco购物情景大致是这样的: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六,顾客开着皮卡到Costco门店,以9折的价格买了两大购物车的水果、蔬菜、饮料与日用品运回家中,存放在储物间及N开门的冰箱里,足够一家四五口人吃上用上一个星期,周而复始。然而,这种剧情在中国恐怕很难上演,原因有三:一来,中国人不习惯一次性地大规模采购。根据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公司AC尼尔森的调查,中国消费者普遍具有购物频率高、花费较低、喜欢选择不同的购物渠道的特点。每天去超市逛逛、看看今天有什么新产品、又有哪些促销优惠活动……这些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钟情于多逛几次、每次少买点,而不是美国人那样的一次性大量购买。有意思的是,Costco此次入华,似乎没有表现出对中国消费者习惯与偏好的适应。就在本篇文章写作的过程中,一位刚刚逛完上海Costco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牙刷、矿泉水等商品几乎没有单独售卖的,均是清一色的整包整箱出售;虽然单价确实要比其他商超便宜一些,但由于不能单件购买,导致顾客的整体花销丝毫不少。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Costco只是单纯地将经营美国消费者的模式搬到了中国,却并不了解这群新客户。二来,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商圈更为密集。不同于美国的城市格局,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商圈密度要高出很多,且居住区和商业区混杂在一起,人们只要想逛超市逛商场,方圆三五公里内必定能找到理想的场所。而如前文所说,Costco的门店通常都开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段(比如上海的Costco就开在了相对较为偏远的闵行区),很多人根本不需要为了买吃喝日用品而专程大老远跑过去,就近解决就可以了。三来,交通与居住成本相对较高。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一些居民虽然有愿意支付Costco的会员费并购买商品,却卡在了交通和住房两个难题上。比如说,愿意花一二百块钱购买一斤牛排的人,不一定有足够大的住房和冰箱来储存采购的东西,而且也未必有私家车或者摇得到车牌。若是购物花了300元,往返出租车费用却花了150元,又或是来回乘坐地铁大包小包拎着,那么相信很多人即便是去了一次Costco,也很难再去下一次。这让我想起了去年败走中国市场的梅西百货。同样是美国的零售巨头,梅西百货却没有及时针对中国消费者偏好与习惯的快速变化做出调整,致使其在中国的业绩每况愈下。Costco会否走上梅西百货的老路,有待于时间的检验。障碍三中国零售业竞争惨烈Costco主打线下门店,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线下门店已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自新零售的概念问世以来,出于对体验式消费的迎合与新增流量的渴求,国内的互联网零售巨头纷纷大力布局线下,从BAT到美团、小米,无一例外地加入到实体资源争夺战中。例如,阿里入股新华都和高鑫零售,腾讯继续巩固与永辉超市的结盟,各种零售便利店主更是在“一夜之间”成了互联网巨头家的“员工”。而像苏宁这样原本就有大量门店在手的巨头,则在巩固优势的基础上,着力开疆辟土,进一步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此外,不少商家对已有门店进行了从“面子”到“里子”的大改造,还不忘别出心裁地玩点诸如“无人”业态之类的新花样。商家们的各显神通,推动了零售终端的全方位升级,而消费者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新零售时代的到来:比如,生鲜超市的诞生,让人们如同置身水族馆般,对各种虾兵蟹将一饱眼福的同时,还实现了“逛吃逛吃”的梦想;比如,书店开始售卖咖啡,大型商场里出现了室内花园与溜冰场,人们逛店的过程中不仅能购买商品,还可以顺带着享受吃喝玩乐的一条龙服务;再如,越来越多的黑科技亮相线下,消费者在门店里除了能真切感受到商品与服务的存在,还有机会体验一把诸如VR、刷脸支付、机器人导购这样的新玩意儿。悄然间,线下门店早已是红海一片。相比之下,Costco的线下门店似乎鲜有亮点,尽管其商品与服务质量的口碑极佳,但若想从高手云集的线下零售市场中杀出一片天地,恐怕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更何况,中国不仅仅有线下。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互联网使用习惯最为成熟的市场,完善的电商生态以及正在进行的新零售变革,已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全面的商品供给、更多元的渠道选择与更炫酷的购物体验。在此环境下,中国人的购物习惯彻底被改变,他们完全可以直接线上下单,坐等送货上门,也可以前往住所附近的商超去消费;而生鲜果蔬与日常生活用品等商品,可以由盒马鲜生、苏鲜生这样的新零售业态及时送达。反观Costco,上海店开业首日,不少在门店排队的大爷大妈们纷纷抱怨其无法“线上下单,送货上门”。虽然Costco也开设了天猫旗舰店,但能提供的品类和SKU极为有限,尚不能做到线上线下同款同价。而且以Costco目前在中国的选址和物流水平,同样难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即时配送服务。除此之外,令Costco最引以为傲的供应链体系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例如,在采购端,Costco是凭借全球统一的大批量直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和优质低价的合作关系,但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对不同地区消费者差异化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此外,不少进口商品还存在着汇率和交税的问题,商品成本控制难度明显增加。如何提升本地化能力,加大对本地化商品的采购,加强与本地品牌的合作,是志在开拓中国市场的Costco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结语Costco的中国掘金之旅不会轻松上述之外,Costco还必须接受来自中国的效仿者们所发起的全方位挑战。例如,在家居领域,小米有品沿袭着Costco的供应链范式,网易严选走出了相似的精选SKU路线;在生鲜领域,盒马、苏宁等相继推出类似会员制的商业模式,并不遗余力地为顾客提供新鲜的果蔬餐饮与优质的服务体验;在综合电商领域,自称“Costco+迪士尼”的拼多多也在着力为不同圈层的用户提供更高性价比的商品……机遇与挑战并存,Costco的中国掘金之旅绝不会轻松。至于其未来如何,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困难与挑战之于强者,总是契机!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2019-08-19 09:51
要说时下最火的词语,“下沉市场”必居其一。近年来,以快手、拼多多、趣头条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纷纷用高速增长不断诠释着下沉市场的无限前景。特别是2018年,年仅三岁的拼多多与两岁多的趣头条先后达成了赴美上市的壮举,更是宛如里程碑一般,彻底撬开了这片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广阔天地,让那些执着于深耕发达城市的商家领略到了下沉市场的魅力与价值所在。随着一二线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与线上流量红利的逐渐消减,今天的下沉市场俨然成为了商业战场上的必争之地,除了电商与内容之外,游戏、金融、社交、科技、服务……几乎人们能够想到的一切商业,都处于“下沉”进行时。事出必有因,下沉市场的爆火也不会是偶然。于是,我们有必要去看清它的面貌,读懂那里的人群,理顺崛起的逻辑,挖掘潜在的机遇。一轮廓勾勒如何定义下沉市场,目前并没有权威机构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业内普遍认为,下沉市场指代的是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基于这一描述,我们可以挖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第一,下沉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鲜有人对其中到底有多少城市、县镇和乡村的数量了如指掌。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范围内共有290个地级市、2862个县级市、41636个乡镇、691510个村庄。在这些区划当中,一线城市有4个(北上广深),“新一线”城市有15个(成都、杭州、南京等),二线城市有30个(无锡、佛山、合肥、大连等),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共计49个,其他均属于下沉市场范畴。有意思的是,将这49个发达城市的行政面积加总之后可以发现,所得结果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仅为5.36%——也就是说,我国将近95%的土地面积被下沉市场覆盖。那么,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居住呢?根据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报告,除去一二线城市的3.9亿人,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的人口规模将近10亿——这是一个堪比美国总人口三倍的数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下沉市场”这个名字不招人待见:当人们说出“下沉”二字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他的视角是俯瞰;既然是俯瞰,免不了带有一丝傲慢甚至偏见,就好似青蛙在“坐井”之时,恰恰也是自以为视野开阔之际。殊不知,若是置身于所谓的下沉市场来“向上”审视,你会发现北上广深才是华夏大地中一小部分“另类”的存在,而代表绝大部分土地和人群的下沉市场,才是泱泱大国最为真实的写照。或许,称其为“大众市场”更为贴切。第二,优质供给欠缺,居民需求远未被满足。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绝大多数人都已解决温饱,奔向小康,而电商的崛起与物流的成熟,更是抹平了区域的界限,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买到想要的商品。然而相比于一二线城市,下沉市场优质商品与服务的供给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这在线下零售业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到了小县城或者乡镇,能见到的大型商超要明显少于一二线城市,而盒马鲜生、苏鲜生、超级物种等零售新业态几乎根本见不到,至于酒吧等其他消费场所,同样少之又少。不仅如此,如果到了农村,人们还常常会发现,整条大街几乎见不到几家像样的超市,反倒是那些颇为老旧传统的夫妻店、食杂店占据主流。典型案例便是人人皆知的热播剧《乡村爱情》,一家“大脚超市”就扮演了整个象牙山村村民购物枢纽站的角色。同时,一二线城市里较为罕见的“杂牌货”,在农村是司空见惯,而村民们对此也见怪不怪,甭管是不是正品,反正能用就行。相信这样的剧情在全国范围内不是个例——毕竟,像华西村那般富裕的村子屈指可数。而这也侧面反映出:下沉市场居民的消费需求,还远未被满足。第三,发展潜力巨大。数据可以佐证这一论断。来自易观的统计显示,当前10亿下沉市场居民拥有移动设备5亿台,即平均每人有0.5台移动设备;相比之下,一二线城市人均设备已达到1.3台。此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6月,下沉市场中的农村网民数量仅为2.11亿,人口渗透率为36.59%;反观城镇网民,渗透率已经达到72.65%。不难发现,下沉人群才刚刚“触网”不久,而他们的背后,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后一块流量红利洼地,潜力之巨大足以令人浮想联翩。以上三点,勾勒出下沉市场的大致轮廓。二人群画像人,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是一切商业价值的起点。在这个用户思维占据主导的新时代,想要真正洞悉下沉市场的精髓,必须要摸清楚下沉人群的特征。发展阶段的不同与生活环境的差异,使得下沉人群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以下三条独特的属性:一是熟人社会属性。“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是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用以描述乡村社会秩序的。通俗点说,熟人社会就是一种“小圈子”社会,是基于亲戚好友与邻里关系而形成的复杂庞大的关系网络,人们因为熟悉,所以可以相互帮衬,相互照应。如果来到县城、乡镇或者农村,人们一定会感知到亲戚之间的你来我往,左邻右里的其乐融融,处处洋溢着和谐温暖的“人情味儿”。可是在一二线城市,这种氛围就逊色了不少,尤其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多居民甚至都不清楚对门住的是谁,哪怕经常打照面,都很难寒暄几句。这在另一个层面暗示着,社交手段在下沉市场的大有可为。二是价格敏感属性。由于我国城市的发展具有渐进性,一二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要快于三四线城市,因此一二三四线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大体呈现出逐级递减的态势。于下沉人群而言,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仍然称不上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每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元(即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6000元)的城市只有41个(参见图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下沉人群,每个月可花的钱大概只有一两千甚至几百元,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马桶”的原因。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下沉人群的消费选择相对较少,所以他们普遍对商品的价格变动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价格波动,不管是贵了还是便宜了,都可能左右他们的消费决策。三是闲暇娱乐属性。习惯了大城市繁忙工作和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如果来到下沉市场,一定会觉得惬意无比,因为这里的闲暇时间明显要多得多。根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智联招聘推出的《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31~40小时是三线以下城市居民一周工作时间占比最高的时间长度(占比35%),低于一线城市(56%)和二线城市(47%);在工作时间大于41小时的区间,三线以下城市同样低于一二线城市;相反,三线以下城市居民工作时间在21~30小时的占比,高于一二线城市。于是,下沉人群在工作之余,还有大把的时间去休闲消遣娱乐,他们完全不会认为发动亲朋好友拼团购物是在浪费时间。同时,受制于有限的线下娱乐基础设施,下沉人群会去线上寻找各类轻娱乐资讯的相关内容,从八卦新闻、养生保健到家长里短或是广场舞,照单全收。熟悉了上述三个属性,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何拼多多和趣头条能如此迅速地切入下沉市场并打开局面——无论是基于社交媒介,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密来实现裂变式传播快速获客,还是主打低价爆款商品与大力度补贴用户,亦或是拼团购物及消遣娱乐,种种打法背后的底色,都是对下沉人群属性的深刻理解。三消费升级有人说,下沉市场是“中低端消费市场”,这可能是受拼多多“假货风波”的舆论影响。然而,我并不同意这一看法,虽然下沉人群收入依然偏低,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消费能力却不弱。我们不妨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状况做一番考察。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近几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速一直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相应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速也高于城镇居民(参见图2、图3)。此外,低线城市和地区大多房价较低,相当一部分居民无需为巨额的房贷焦虑,从而拥有颇为旺盛的消费意愿,敢于花钱,甚至不输那些每个月去了房贷就所剩无几的一二线人群。尼尔森发布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信心是最弱的,而三线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更加强烈(参见图4)。除此之外,下沉人群的消费升级步伐也在提速。借用日本学者三浦展的表述,低线城市和地区居民大多已进入“第二消费社会”与“第三消费社会”,其显著特征是由“为家庭消费”向“为个人消费”过渡,即在满足家庭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追求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体验式的消费。这当中,还有一股不容小觑的消费新势力,那便是小镇青年,即下沉市场中年龄处于18~30岁的人群。若干年前,“小镇青年”只是一个贬义词,被打上这一标签的人往往觉得不甚光彩,因为它与“土里土气”、“没有审美”、“收入不高”、“缺乏品位”等特性相关联。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当前小镇青年所展现出来的消费新面貌,早已大大颠覆了人们的印象,这从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斑:其一,汽车市场持续向好。如今,汽车已是很多小镇青年出行的“标配”。罗兰贝格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的90后正逐渐成为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主力军,其中以三四五线城市的中端汽车消费市场的成长最为迅速,而价格在8万~18万元区间的汽车消费在三线以下城市的增长态势最为显著。其二,海淘颇为流行。根据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发布的《中国海淘消费报告》,跨境电商的发展让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出大众化态势,而三四线城市居民迸发出了比一二线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量。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在最敢花钱的城市中,三四线城市几乎占据了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其三,泛娱乐消费提升显著。据光大证券的研究报告,小镇青年在泛娱乐领域的消费有显著提升,其中以游戏、直播、短视频、网络动漫、网络阅读、网络音乐等板块较为突出,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小镇青年群体的消费升级。四幕后推手其实自始至终,下沉市场一直都在,绝非近期才有的新生事物。早在多年前,地产界的碧桂园与饮食界的娃哈哈就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缔造过属于他们的商业辉煌。时至今日,下沉市场却突然再度蹿红,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看来,这当中固然有拼多多和趣头条迅速赴美上市的影响,不过深入考虑,下沉市场现象级觉醒的背后,至少有以下五股力量在推动:一则,区域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发生转换。从宏观层面看,虽然东部发达地区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也长期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但近年来,许多地方的发展越来越趋于饱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反倒是不少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展示出了非常好的增长态势,让人眼前一亮。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上海、广东的GDP增速分别为6.6%、6.6%和6.8%,而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的增速却高达8.9%、9.1%、8%和9.1%,充分证明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欠发达地区刚好就是下沉市场的主阵地。二则,部分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回流。近几年,受房价房租高企、交通拥堵、空气质量打折等负面因素的影响,叠加有关部门的政策调控,很多一二线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正在减少,不少人喊出了“逃离北上广”的口号。典型如北京,自2017年起,其常住人口规模已连续两年呈收缩态势(参见图5)。那些离开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在就近的低线城市就业,而这群人还保持着自己在一二线城市生活时的消费习惯,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人,进而促进了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提速。三则,政策红利的逐步释放。这主要归因于精准扶贫政策与棚改货币化的实施。前者自然无需多言,后者则是大大推动了三四线城市及西北西南边陲地区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释放了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消费意愿,特别是对家用电器、家居装潢、电子设备等产品的需求。四则,网络设备渗透率的不断提高。这可以从OPPO和vivo的崛起中窥探一斑。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二者在全球的出货量分别占据了第二与第三的排名;2018年,二者在国内的整体销量更是稳居前两名,甚至大幅度高于华为和苹果。此外,根据市场分析机构Canalys公布的数据,OPPO手机的平均售价为270美元,其主要的目标受众为低线城市居民;而vivo手机同样几乎占领了全国所有的三四线城市。这便给低线人群的网络娱乐和消费行为提供了硬件上的保障。五则,85后与90后的成熟。当前,以85后与90后为主导的消费结构已经形成。根据美国著名研究机构ComScore的统计数据,我国25~34岁消费人群占据总人口比例超过30%,大幅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自然包括相当一部分下沉市场中的小镇青年,他们对新鲜事物更为敏感和好奇,也更愿意在消费过程中彰显自己的个性,比如追求新鲜刺激多样化、高品质、体验式的消费方式,这也大大推动了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步伐。五掘金之道正因为上述种种,下沉市场蕴藏着的金矿日渐显露,不仅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与追捧,还引得各路商家纷纷来此淘金。除了拼多多、趣头条、快手等互联网新贵之外,以苏宁、阿里为代表的老牌劲旅也在加足马力布局。那么,如何才能快速俘获下沉人群的“芳心”呢?或许以下三个原则可以参考借鉴。首先,高性价比商品仍将长期是主流。受限于收入水平,下沉人群往往不会主动去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商品与服务,而“平平淡淡才是真”更符合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因此,“价格美丽”的商品更容易被下沉人群所接受,而那些具有品牌溢价的商品却常常不受待见。不过,价格绝非下沉市场消费者关注的唯一指标,根据易观的最新报告,下沉人群对于商品质量、用户口碑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过了价格,而电商平台的信誉同样越来越受到下沉人群的重视。因此,如何生产出真正物美价廉又保质保量的商品,是商家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其次,在内容上要迎合下沉人群的口味与兴趣。由于下沉用户刚刚“触网”不久,他们对于内容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同于互联网早已普及的一二线城市人群。再加上他们生活节奏普遍较慢,空余时间相对较多,故而在内容上更加青睐休闲娱乐类型,比如情感、生活等泛娱乐的垂直内容细分领域,普遍都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最后,在操作上应秉承简单易懂、界面友好的理念。同样是受“触网”不久的影响,越是简单的用户界面越具有“亲和力”,也就越能激发出下沉人群的使用意愿。比如,拼多多首页呈现的是多款生活必需品,用户选择起来极为方便;而趣头条则只有任务系统与内容界面,简洁明了。这也是为什么今日头条会推出“今日头条极速版”来狙击趣头条,微博会推出“微博极速版”来切入下沉市场的原因。此外,在具体营销的过程中,商家们还可以给予实质性的利益诱导。正如前文所说,下沉人群对商品价格变动极为敏感,这就导致他们对一点点收益都会格外重视。特别是对于种种带有“优惠福利”、“大降价”等字样的广告宣传语,下沉人群的抵抗力要比一二线城市居民弱得多。需要提醒的是,这些只能是短期的策略。长期来看,下沉市场的消费升级步伐不会停止,终究会逐步向一二线城市靠拢——毕竟,经济社会还在持续发展,人们的观念、思想与品位也在不断进步。因此,任何商家都务必要时刻保持着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嗅觉,贴近消费者,了解消费者,满足消费者,而不是停留于眼前的成绩。六心怀敬畏除了商业上的布局,国家也在不遗余力地支持下沉市场的崛起。从“西部大开发”到“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从“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到“家电汽车下乡”,全都彰显着国家对这片广阔天地的无比重视。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那里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为他们增添福祉——而这,也应该是我们看清下沉市场、读懂下沉人群、理顺种种逻辑、挖掘潜在机遇的最终目的。特别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即使下沉市场居民暂时比不了“高净值人群”,但也必须有资格和权利去分享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巨大红利。只因他们是组成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经营好他们,几乎就是经营好了整个国家,更何况这群人身上蕴藏着的惊世力量已经开始绽放,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泱泱大国的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将由他们决定。永远不要轻视这群人,他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尊重与敬畏!本文由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08-12 10:04
哪吒爆火的子弹还在飞。基于哪吒这个传统文化大IP,凭借着对人物形象的颠覆性再造、高超的剧情安排、精良的特效设计与成熟的电影包装,《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了这个夏天电影市场最大的惊喜,不仅接连打破一系列记录,还一举超过《大圣归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国产动画,甚至造就了“几乎零差评、全民自来水”的盛况。无数人纷纷直呼国漫崛起,一路青云直上的票房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在我看来,情况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乐观——至少,任凭哪吒再怎么爆火,也还达不到“米老鼠”的高度。一盛况下的隐忧从影片层面看,《哪吒》的成功几乎是无可挑剔;可若是跳出影片的范畴,你会发现,些许不和谐的现象正在浮出水面。比如这样的群众呼声:“我想要哪吒同款的乾坤圈手镯和敖丙同款的龙角发卡,官方啥时候能出?”“跪求哪吒玩偶。”“求《哪吒》出点有新意的周边,别老是钥匙扣和胸针啊……”问题昭然若揭,那便是IP衍生品市场供给的匮乏。所谓IP衍生品,是指除了IP内容收入本身外,全方位围绕IP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消费品,比如服装、玩具、轻工产品、工艺品、纸媒、图书、漫画、音乐、杂志、主题公园等等。而IP内容(例如电影、电视剧等)与IP衍生品叠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IP产业链。行业典范当属美国的迪士尼,我们在后文还会反复提到。随着《哪吒》电影的爆火,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影之后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获得相关的各种IP衍生品,甚至还与不少网友大开脑洞地贡献着各种设计创意。但实际情况却是,官方的周边产品要预售一个月后才能发货,且只有T恤、徽章、挂件、钥匙扣、海报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类,与粉丝们所期盼的周边产品出入极大,不仅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还令万千粉丝们沮丧不已。与此同时,官方IP衍生品尚未上市,各种山寨品却开始横行泛滥,很多不明真相的观众都迫不及待地购买了盗版周边,这显然是对《哪吒》正版衍生品价值的稀释。为此,《哪吒》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声明,提醒观众要耐心等待正版产品的到来,影片宣传方也表示已派出专门的法务团队去处理盗版侵权的各种行为。但从目前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显著。此刻,《哪吒》所面临的窘境并非首次出现,近年来,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典型案例便是2015年的《捉妖记》,影片票房高达24亿元,但由于彼时国内电影市场衍生品意识的缺乏,从找工厂合作到设计开发,各个环节都遇到了诸多困难,从而《捉妖记》的官方未能在衍生品市场占得先机,导致盗版猖獗。再如人们熟知的《大圣归来》,尽管其衍生品上线首日就突破了1000万元营销收入,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圣归来》正版衍生品的最终收入不足5000万,而其电影票房近10亿。以上种种,无不彰显着我国IP产业链的不完备;而亟需解决的难题,便是IP衍生品环节的缺位。二IP衍生品的意义为什么说IP衍生品环节的缺位亟待解决?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个来自迪士尼的案例:2013年底,由迪士尼出品的动漫影片《冰雪奇缘》在全球热映,随后借助这一大IP的影响力,女主角艾莎公主的玩偶娃娃在美国卖出了2600万美元的销售额,而电影主人公安娜和艾莎所穿的同款公主裙,一共在全美卖出了300万条——注意,该公主裙每条售价149.95美元;换言之,光靠卖裙子,迪士尼公司就获得了近4亿美元的收入,而这一数字同《冰雪奇缘》电影的北美票房几乎一致。玩偶娃娃也好,裙子也罢,都只是IP衍生品中的极小一部分。深入挖掘,在电影票房之后,《冰雪奇缘》至少还经历了三轮收入,而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源自于衍生品(参见下图)。需知,这还只是迪士尼众多IP中的一个而已。其他如人人皆知的米老鼠,自1928年诞生至今,历时90余年不衰,根据迪士尼官网数据,米老鼠相关的衍生品授权收入约为每年25亿美元。倘若放大视角去考察迪士尼的收入结构,根据招商证券的研究报告,在迪士尼娱乐内容相关收入中,电影票房仅占1/4左右,剩下3/4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各种衍生品。所有数据都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一个好的IP,其衍生品的变现能力要远远胜过电影本身,且具备更旺盛的生命力与更持久的影响力,市场空间亦是极其广阔。而这,也正是IP衍生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IP衍生品之所以可以如此赚钱,根本原因在于,各种IP衍生品上承载着优秀内容的印记,能够时刻帮助人们重温初见时的温暖与感动。为何那么多成年人为米老鼠、HelloKitty们疯狂不已?只因它们身上满载着童趣、天真与美好的回忆。不仅如此,衍生品的影响范围往往更远,哪怕是一个并没有看过迪士尼电影的乡村孩童,也会因一款小熊维尼的文具而驻足停留,魂牵梦萦。有人用 “蒲公英生态”来比喻IP产业链,在这一生态之中,优秀的内容宛如阳光雨露,广大消费者则是一切商业萌芽成长的土壤,阳光雨露和土壤合力孕育出了IP这颗蒲公英,而由IP衍生出来的各种消费品就像蒲公英的无数种子,带着IP的印记开始了新的旅程,最终降落于更远更广阔的土壤之上,给更多消费者带去IP的讯息和魅力,也让IP得以流传,生生不息。简直不能再形象再生动!沿着这一思路,若是仅仅将重心放在IP内容上而忽视IP衍生品,正所谓“独木不成林”,即便成长为参天大树,也无法从更广阔的土壤中汲取养分——更何况,在扣去各种制作成本与人力成本之后,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很可能盈利并不多。哪吒与米老鼠的差距,就在于此。三迪士尼如何掘金IP衍生品市场?掘金IP衍生品市场,迪士尼是当之无愧的教科书级范例。利用自己多年开发积累的无数经典IP人物形象,迪士尼形成了以商品授权、出版、零售、影游互动开发、主题公园等分支为主的开发与变现渠道,其衍生品板块的发展也极其成熟。迪士尼是如何掘金IP衍生品市场的呢?根据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迪士尼拥有四大“杀手锏”:一是卓著的IP内容制作能力。这是玩转IP产业链的根基所在,若不能推出优秀的IP,后续一切便无从谈起。为此,迪士尼不仅着力提升自身的IP原创与制作能力,还不断聚集各种IP资源,甚至不惜花重金收购皮克斯、漫威、卢卡斯等知名IP巨头。依托卓著的制作能力与强大的资源储备,迪士尼积累了诸如狮子王、白雪公主、冰雪奇缘、美女与野兽、阿拉丁、海底总动员等数十部经典动漫的IP,为后续的衍生品变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成熟完整的产业链。迪士尼并没有满足于IP内容的生产制作,而是进一步在更广阔的衍生品市场进行IP的变现与渗透。具体来说,迪士尼不仅牢牢掌握着影片的版权,还有颇为成熟完备的产业链,全面覆盖线上与线下(参见下图),充分利用IP形象的影响力,吸引人们对于身边各种渠道各类消费品的选择,从而把无形的IP转变为有形的财富。三是立体多元化的衍生品运营。通常情况下,在电影作品播放之后,迪士尼会紧接着开展一系列活动予以配合,包括影视原声曲目的推广、舞台剧的演出、主题乐园内相关项目的建设,等等。例如《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就被制作成20多种语言版本进行推广,最终还斩获了奥斯卡奖;《狮子王》则是被制作成音乐剧,于全球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做法,不仅进一步巩固了IP形象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与鲜活度,赋予了相关虚拟人物更为持久的生命力,还大大提升了IP及其衍生品的商业价值。四是独特强大的赢利模式。得益于自身的全产业链布局,迪士尼创造性地构建出其独有的赢利模式——“轮次收入模式”,这在前文《冰雪奇缘》的案例中就已经提到。只要打造出自己独有的IP,便可进入到“轮次收入模式”之中,从影片到录影带,再到各种卡通影集、舞台剧、主题乐园……一轮又一轮的收入也就随之而来。此外,各种衍生品的持续变现还能反哺迪士尼的IP生产和制作,这也是迪士尼产业链的动力核心所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商品授权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即公司授予第三方使用迪士尼IP形象的权利,并按照固定的比例从批发或零售价格中收取版权费,另外,迪士尼也会以公司的经典角色、电影和电视节目为基础,涉及生产具体产品,为零售商策划独特的主题性和周期性的促销活动。对于迪士尼而言,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既能够获得巨额利润,又很好地保护了原创作品的知识产权;与此同时,被授权的商家也能因为获得了已被广大消费者充分认知与喜爱的品牌,而省去一笔不菲的广告费,从而以更快的速度打开销路。以上便是迪士尼玩转IP产业链、掘金衍生品的精髓所在。四结语于我国而言,IP衍生品虽然暂时缺位,却也是一片蓝海。近年来,在电影产业持续发展、各种制作技术飞速进步、互联网技术变革生活方式、广大群众消费能力不断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下,消费者对于优质IP的认知度日益提升,兴趣化与泛娱乐化的产品正在成为内生需求。同时,受“粉丝经济”的驱动,消费者为优质IP付费的意愿同样在提升,这些都有望推动IP衍生品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顺势而为方为上,是时候全面开拓IP衍生品市场了。考虑到具体国情不同,迪士尼的实践或许不能在我国得到复制。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中收获至少三点启示:一则,要积极拓展IP衍生品种类;二则,改善版权环境,完善产业链体系;三则,变代工为原创,长线培育品牌意识与文化认同。回到《哪吒》,尽管这部影片完全配得上“现象级”、“里程碑”之类的溢美之词,但只要还没有攻克衍生品市场这道难关,国漫就称不上真正意义的崛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哪吒打败米老鼠的那一天,不要让满怀憧憬的人们等待太久。本文由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08-06 09:21
因为一篇爆文,山东被卷进了舆论的漩涡。这篇名为《究竟该向南方学什么?》的文章,是潍坊市委书记结束了自己的南方考察之旅后所写,他将自己的感触与反思呈现于纸上,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山东省GDP依然高居全国第三位,但让人忧虑的是,山东经济颓势渐露,增长愈加乏力,且不说经济总量与广东和江苏的差距越拉越大,就连第四名浙江,也大有赶超的势头。山东经济的问题出在哪里?无数专家学者早已做了详实的分析,而其中被讨论的最多的,是山东的民营经济落后导致经济活力不足,不少人更是将其同东北相比,以示警醒。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做一番深入考究。1先来问一个问题: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中,来自山东与上海的企业数量,哪一个更多?相信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上海。然而真实情况却是,全国民营企业500强里,山东企业的数量不仅多于上海,更是上海的四倍有余。基于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从不同省市、自治区分布情况的维度,对所有上榜企业进行了梳理,发现山东有73家民营企业荣登榜单,仅次于浙江和江苏,位居第三位,而上海仅有18家企业入围(参见图1)。这个结果是否颠覆了你的固有印象呢?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山东省人口基数比上海大得多,上榜民营企业数量当然也比上海多。确实,山东常住人口一直都是上海的4倍有余。这样看来,前者上榜民营企业数量大幅度领先于后者,似乎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地方。不过,要是拿山东与广东相比较,就会显得有说服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山东的常住人口约为1.005亿,广东约为1.135亿,山东人口比广东少1300万。但是从榜单上看,向来以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上榜的民营企业数量却比山东少了13家。进一步地,我们将考察范围缩小至榜单上的前100名,可以看到,在这些优质民营企业中,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数量分别为17家、15家与15家,虽说山东稍显逊色,只有11家,但依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傲视群雄。综上可见,山东的民营经济并非人们想象中那般贫乏。事实上,山东的民营经济早已是推动全省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按照历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从2015年至今,山东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一直都在50%以上(参见图2);此外,山东民营经济总量也是不遑多让,仅次于广东和江苏,高居全国第三位。那么多能拿得出手的大型民营企业摆在眼前,又贡献了全省超过半数的经济增长份额,规模也令后来者望其项背,山东的民营经济,其实真的不差。2尽管如此,“民营经济落后”依然是广大网友对于山东的一贯认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在于,山东的民营经济虽然不差,但同真正意义上的强大还有很大距离。众所周知,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会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市场活力与经济发展质量。然而对于山东来说,增长颓势日渐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数据中窥探一斑。Wind数据显示,2011年以前,山东GDP增速始终保持在10%以上,但自2012年起便显现颓势,2018年的GDP增速只有6.4%,甚至开始拖全国GDP(6.6%)的后腿了(参见图3)。这样的成绩,很难让人将其同“活力”二字联系到一起。这当中,民营经济必然难脱干系,而山东省委书记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也曾明确表示:“我省市场活力不足,重要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不足。”读到此处,一定会有人觉得奇怪:这不是与前文的论断相矛盾吗?请注意,我们之前仅仅讨论了山东省民营企业500强的数量与民营经济的规模,但还有很多真相是没有覆盖到的,比如这组数据:山东省每万人口拥有私营企业77.4户,低于全国92.1户的平均水平,分别比广东、江苏少66.3户、105.3户;山东省每万人口拥有个体工商户320.8户,低于全国326户的平均水平,分别比广东、江苏少54.1户、157.1户。翻译过来就是,以山东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拥有的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有学者总结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动脉,中型企业是静脉,那么小微企业就是毛细血管,代表着经济的活力。”参考这一逻辑,山东的“动脉”和“静脉”都有了,但“毛细血管”不发达,经济发展又怎么能充满活力呢?不仅如此,就连位列500强榜单上的73家山东大型民营企业,也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所属的行业领域。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给各位读者,我分别选取了山东与浙江的民营企业前15强来加以对比(参见表1、表2):从上面两张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东的大型民营企业几乎清一色地集中在石化、钢铁、电解铝、纺织等传统经济领域,而浙江的大型民营企业则分布于传统与新兴领域之中,其中不乏教育、健康等现代服务业与新能源、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没有将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与网易统计在内,这二者同样是新兴产业领域的典型代表。倘若跳出榜单的局限做进一步挖掘,关于山东,我们还能发现以下五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没有一家全国性的银行;没有一家全国性的证券公司;没有一家全国性的汽车公司;没有一家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没有一家全国性的互联网公司。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新经济概念层出不穷,从物联网、共享经济到人工智能、区块链,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迅速崛起的独角兽企业。据科技部发布的《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共有164家企业上榜,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20个城市,而上榜的蚂蚁金服、今日头条、小米、滴滴、美团等,眼下已然成长为不折不扣的巨头。尴尬的是,山东无一家入选。须知,新兴产业代表的是高科技创新与高知识密集的前沿,也是高附加值的行业载体,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些都可以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而山东的民营经济,显然不能迎合当前的新经济浪潮。总结起来8个字——“大多小少,旧多新少”,这才是山东民营经济的真实面貌,亦是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所在。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东民营经济“大多小少,旧多新少”的局面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影响。在此我们不妨逐一讨论:先说历史的原因。一直以来,山东经济的支柱产业集中在农业与工业两大传统领域。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就是重要的军粮供应地;到了上世纪80年代,借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东风,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山东的农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1982~1985年期间,全省的GDP更是稳居全国榜首;进入新世纪,在重化工业建设狂飙的年代,山东抓住了发展机遇,以石化、炼油等为代表的重工业蒸蒸日上,崛起之势肉眼可见,不仅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度高于全国(参见图4),工业总产值还在2007年首次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山东”的说法也因此盛传于坊间。然而,山东在不经意间陷入了“路径依赖”的怪圈。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概念有些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经济一旦进入某种发展路径,不论是好是坏,都可能会沿着固有的轨道一直下去。其原因在于技术和制度的“双重锁定”:一方面,技术进步存在着自我积累、自我强化与规模效应,率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引来一众跟随者的学习模仿,而“迟到”的技术则因难以获得足够的跟随者而逐渐淹没于市场之中,其结果便是原有的技术路径被一再强化;另一方面,在制度变迁中,决策者在进行路径选择时常常不了解未知路径的优劣,再加上既得利益与制度转换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更倾向于选择原有路径,即制度锁定。按此逻辑,正是由于传统产业带来的辉煌无限,使得山东墨守成规地发展传统产业,并一再错过机遇。在此不妨来说一则轶事:2004年,腾讯成功上市,马化腾也因此获评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新锐人物奖。在颁奖典礼上,马化腾向张瑞敏推销QQ,并热情洋溢地称“QQ是一种新的互联网沟通工具,提高了沟通的便捷性,互联网以后肯定会深入人们的生活,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将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张瑞敏委婉地表示自己不会使用QQ——要知道,张瑞敏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不触网,就死亡”的口号,但四年后,他却拒绝了QQ。这或许是山东陷入“路径依赖”的一个缩影。除了路径依赖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山东的民营企业,并不完全等同于人们印象里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山东不少大型民营企业都是源自于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事实上,将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成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一直都是山东省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典型如山东第一大民营企业魏桥集团,其前身就是邹平县供销社下属的油棉厂。改制之后的民营企业,一方面保留了原有重资产与传统行业属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沿袭了曾经国企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组织制度安排,并始终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关注和影响。反观浙江的民营经济,大多源自从事轻工业加工的农民,民营企业多是由私人个体工商户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著名的“温州模式”就是如此。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扮演着一种“无为”者的角色。该模式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民营经济发展,还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更是加速了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企业起源不同,发展路径不同,也注定了山东民营经济的与众不同。说完历史的原因,再来说现实的影响,主要有二:其一,山东浓厚的“铁饭碗”思想尚未得到扭转。或许是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浸染太深,山东人历来都对从事商业活动不够重视甚至持排斥态度,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扭转,进入体制内寻求一官半职或是进入国企、事业单位觅得一个“铁饭碗”仍然是山东的主基调。直接表现便是2019年的省公务员考试,虽然山东计划招录人数已比2018年减少了一大半,但还是有22.6万人参加了考试,最热职位的报录比高达1561:1。其二,山东的营商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Wind数据显示,自2017年起,山东省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速一直大幅度落后于浙江、江苏、广东三个省份(参见图5),这从侧面凸显出山东营商环境的不佳。此外,山东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渠道狭窄等问题严峻,各种相关报道屡见不鲜,这些都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道路上的障碍。4面对问题,当事人一定比我们这群旁观者更加清楚;至于未来何去何从,有识之士们自有主张。不过这次,山东人是真的着急了。回到开篇提及的那篇出自潍坊市委书记之手的文章,除了引爆网络之外,还在山东省政府官方网站首页的“今日关注”栏目里连续置顶一个多星期,实属罕见。而山东省委书记也曾公开指出:“我们陷入了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尴尬境地。”痛定思痛之意,显而易见。作为孔孟之乡的山东,自古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并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超过一亿山东人的勤劳勇敢、务实肯干,更是集中代表了泱泱大国14亿华夏儿女的优良传统与美好品质。眼下就是最好的契机,相信这一次,山东也不会让我们失望。本文由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2019-08-02 09:18
前不久,轰动网络的“周杰伦大战蔡徐坤”,至今仍历历在目。有人说,“被嘲上热搜”的周杰伦之所以能够逆势翻盘,是因为背后有着一大群70后、80后的老叔叔老阿姨们在尽全力支持……什么?70后与80后都是老叔叔老阿姨了?好像……是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70后已处在“奔五”的年龄段,即便是记忆中依然年轻的80后和90后们,也都分别开始“奔四”和“奔三”了。与此同时,我国近几年人口生育率正呈现逐年走低的态势,新生儿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中年人老去的速度,其结果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11.9%,总数多达1.66亿,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两项指标还会继续增长,这会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不过,就像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持续深入的老龄化为“银发经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银发经济”,是指围绕老年人群体展开的一系列消费行为与经济现象,随着老年人日渐成为日常消费的主力军,洞悉把握这一银发群体消费行为的种种特点,并有的放矢地加以布局便显得极为必要——因为这不仅是商家的机遇,更是国民经济扩内需、促消费的关键抓手之一。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的《银发人群消费趋势报告》(简称《报告》),旨在剖析当前老年人群的消费偏好与消费趋势,并对各个领域潜在的商机进行预判,以期给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发。本《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1、数据中的老龄化现实:通过宏观经济数据来刻画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现实;2、“银发经济”潜力巨大:收入提升与政策加码,为我国“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利好,而按照日本经验,“银发经济”有望成为未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3、老年人消费新画像: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已不同以往,且正在发生四方面变化;4、产业链及重点领域:围绕着日常消费、医疗保健、生活保障、休闲娱乐四大板块,点出了值得重点关注的六大领域,供投资者与商家参考。剧透到此为止,更多精彩内容,请看《报告》。本报告由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原创发布,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2019-07-18 09:24
马云又有新动作!日前,马云抵达“冰城”哈尔滨,先是来到哈工大做了一番交流,又前往友谊宫参观了一场优质特色农产品展,甚至还在雨中游览中央大街、吃马迭尔冰棍。不过,马云此行绝不是游山玩水而已。据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了数份战略合作协议。在与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省长王文涛的会谈中,马云特别表示:“阿里巴巴集团投资必须要过山海关,与黑龙江签约项目近期要见效。”背后深意,耐人寻味。1近些年,东北经济低迷,尤其是自2014年起,东北三省的GDP增速一直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态势(参见图1)。无数专家学者针对东北经济的困境做出了分析,其中被讨论的最多的,是东北日渐恶化的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营商环境是指一家企业在开办、经营、贸易活动、纳税、破产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这其中,又包括微观营商环境与宏观营商环境,前者指代的是与企业本身联系紧密、且直接影响企业正常运作的各种参与者,具体涉及到企业本身、顾客、竞争者、公众等;至于后者,则是包括人口、政治、法律、科技、自然资源、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在内的外部环境。营商环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同企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一个城市或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往往关系到当地能否顺利招来投资项目,关系到企业家是否愿意一心一意地在当地谋发展,也关系到市场活力能否得到充分释放。而作为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主体,民营企业更容易被营商环境所影响。因此,学界常常把营商环境视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活力、核心竞争力以及潜在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东北的营商环境究竟如何?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2017年,东北的民间投资累计增速始终为全国四大区域板块中表现最差的,2015年与2016年更是全国唯一的民间投资负增长地区,增速分别为-9.5%和-24.4%(参见图2)。与东北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深圳。根据普华永道等机构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深圳在城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城市的发展力两方面均居于全国首位,彰显出极佳的营商环境。也正因为如此,深圳既能持续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无数优质企业入驻,又能自主培育本地的优秀企业,发展活力源源不断。对此,相信企业家最有感触,也最有发言权。人们应该还记得,在2018年年初,知名经济学家、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在东北雪原上发出的呐喊,他在一段视频中控诉当地政府严重侵占民营企业权益,甚至声称“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来了之后,是亚布力最黑暗的日子”。坊间流传的“投资不过山海关”,看似一句玩笑话,实则入木三分地道出了东北经济的最大症结。2归根结底,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欠佳,源自其固有的经济发展惯性。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这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重振萧然的国民经济,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就是东北三省。于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并成为了此后长达数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长极。在计划经济制度红利的赋能下,东北经济堪称“风口上的猪”,其快速发展引来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木材等资源型行业对全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绝对引领作用,同时诸如鞍钢、哈电、一汽、一重、沈飞、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随之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榜样。可硬币的另一面是:计划经济的发展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长期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东北经济的转型步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巩固强化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优势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如此一来,纵然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但在东北的大环境下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健康成长。近些年,诸如毛振华呐喊事件并不是个案,关于东北营商环境日渐恶化的种种报道并不鲜见,这也导致各路资本与企业家对东北地区的“敬而远之”。倘若不加快构建适合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那么东北的转型就难以贯彻落实,其发展困局也很难破解。一言以蔽之:振兴东北,先要改善营商环境。3可喜的是,在毛振华呐喊之后的日子里,一些变化在悄然发生着。2018年11月,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持编写的《东北主要城市营商环境评估报告2018》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东北主要城市营商环境持续改善,获得投资能力有所提升,对北上广深的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企业投资总额持续增长,当前正进入新一轮的吸纳投资高峰期;从各主要城市获得投资的能力来看,沈阳、大连企业获得投资的水平仅次于广州,甚至已经超越了西安和郑州。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家纷纷开启了东北掘金之旅。例如,继去年造访吉林,与吉林省政府、中国一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后,马化腾前不久再度出席了辽宁省政府与腾讯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王健林在今年5月豪掷800亿元投资沈阳,拟投资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及5个万达广场;许家印于近期宣布,要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健康养生、文化旅游等项目……“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风向已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国家对于民营经济的支持与肯定。例如,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随后,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充分表明决策层已经开始高度重视相关问题,并把民间投资作为促进有效投资增长的主要方向。至于如何消除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后顾之忧,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这一基调下,针对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顽疾,国家也屡出实招——明确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等措施,对标先进经验做法,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开展产业务实合作,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共促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创业创新水平;搭建合作平台载体,探索共赢发展新路,等等。不仅如此,自去年以来,东北三省同样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直接例证便是辽宁出台了全国首部优化营商环境的地方性法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黑龙江和吉林省也相继制定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此彰显发展民营经济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东北三省还推出了更为细致的各种措施,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种种努力的结果,反映到经济数据上便是东北地区经济的回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年第一季度,黑龙江和辽宁的经济增长势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辽宁的GDP增速更是实现了自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重返6%。东北经济的颓势正在成为历史。4客观地讲,虽然东北经济发展出现好转迹象,大企业与大项目的投资也不断增多,但仍不足以说明东北的营商环境问题已得到根本性解决。尤其是面对着国企改革压力巨大、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优化东北的营商环境建设,任重道远。不过,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话说回来,此次马云在哈尔滨祭出大手笔,叠加此前一众大佬的东北掘金之举,无异于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打了一针强心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经济在东北这片广阔的天地上翩翩起舞,而随着“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渐成往事,东北振兴也将不再遥远。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2019-07-15 09:45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当无数上海人被“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搞得晕头转向之时,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两个神奇的国家正在为垃圾不够用而发愁,甚至彼此之间还频频上演“垃圾争夺战”。其中一个是瑞典,这在最近的刷屏文《瑞典的垃圾已经不够用了》中已有所体现,在此不赘述,本文我们重点讨论另一个国家——挪威。1一提到挪威,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挪威的森林”,于文艺青年而言,是村上春树笔下的娓娓道来,对摇滚青年来说,则是披头士和伍佰歌声中的荡气回肠。这个身居北欧、人口只有500多万的小国,连续多年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的国家。除了风景宜人与气候温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国家实在太干净了。相信去过挪威的人都能真切地感知到,想要找到随手乱丢的垃圾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哪怕是一个废弃的塑料袋或者矿泉水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挪威人绝佳的环保意识,尤其是在垃圾分类方面,挪威的实践堪称全世界的典范,而这也造就了整个国家的清洁与美丽。走在挪威任何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是并排摆放、至少三只的垃圾桶,分别用来回收不同类型的垃圾,包括可回收纸品类、塑料类和不可回收生活用品类。人们需要做的,是把生活垃圾分门别类地装进不同颜色的塑料袋里收集起来,比如食物垃圾对应绿色塑料袋,塑料垃圾对应蓝色塑料袋等等,而装垃圾的袋子是由市政机构免费提供的。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垃圾处理厂的分拣效率,也显著降低了垃圾处理上的各种成本。至于灯泡、灯管、电池等需要特殊处理的垃圾,人们同样可以找到专门的垃圾箱进行投放,从而有效避免了有害物质污染当地的土壤和水源。此外,针对塑料瓶、易拉罐等垃圾,如果不想丢弃,还可以拿到自动回收的机器处去换钱。这些机器几乎在挪威的每一个超市里都能找到,而居民在购物之时,顺便就把垃圾回收的事情做完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事情几乎都是民众自发完成的,完全不需要行政力量的干预或强制,这也侧面反映出挪威人环保意识的深入骨髓。事实上,挪威人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接受学校的垃圾分类教育,老师会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垃圾分类知识及技能。比如,学校给每个学生发放专门指导垃圾分类的书,如果学生对有些垃圾所属的类别不甚清晰,查询书籍即可找到答案;再如,学校每周会给学生发放六种垃圾袋,鼓励他们在家里帮助父母完成垃圾分类……正所谓“垃圾分类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其结果便是挪威人从小就知道什么时间该扔什么垃圾,哪怕是学校里各种大型活动或者集体外出游玩结束之后,现场都找不到任何垃圾。而教育的力量也直接成就了挪威“最宜居的国家”的地位。2除了垃圾分类做得好,挪威更“神奇”的地方是,他们居然会觉得垃圾不够用。前些年,《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一则消息,称“拥有140万人口的挪威首都奥斯陆,目前面临垃圾匮乏问题,除英国、爱尔兰、瑞典外,还将考虑从美国进口垃圾”。不仅如此,挪威还因为争夺垃圾而频频炮轰瑞典,用“倾销”一词来诠释他们对于垃圾的“不正当竞争”,还抱怨瑞典的做法阻碍了自己的发展。见过抢钱的,见过抢房的,请问谁见过抢垃圾的?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道是挪威太穷了吗?恰恰相反,挪威非但不穷,还是闻名世界的富裕国家,2018年挪威的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比美国的人均GDP还要高出将近2万美元;此外,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挪威还是世界十大油气出口国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却居安思危地拒绝坐吃山空——他们发现了蕴藏在垃圾中的巨大潜力,认定了垃圾是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和“放错地方的资源”,同时大力发展能源科技和循环经济,积极推动城市垃圾的循环再利用。结果便是,民众的日常供电与生活供暖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源自垃圾的变废为宝,对于“用垃圾烧热的水来淋浴”之类的剧情,挪威也早已见怪不怪。不过这样也有“小烦恼”,那就是挪威对于垃圾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整个北欧每年大约会生产1.5亿吨的垃圾,而挪威对于垃圾的需求已经达到每年7亿吨以上,换言之,整个北欧土地上一年产出的所有垃圾,也就只够挪威用三个月的。所以挪威才会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从海外进口大量垃圾。有意思的是,挪威从英国进口数万吨的生活垃圾,都是英国付的费,因为英国觉得付费出口垃圾的成本要低于自己处理垃圾的支出,对挪威来说,既捞到了垃圾“资源”又得到了钱,于双方而言,堪称是皆大欢喜的双赢局面。3不仅如此,挪威政府还通过立法、税收和经济政策等多种手段促进垃圾的循环利用,并形成了成熟的垃圾循环利用体系。参考驻挪威经商参处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可以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实践中窥探一斑。奥斯陆的垃圾循环利用由市政府卫生部门与能源部门协同负责,奥斯陆市卫生机构(Oslo Sanitation Department,REN)负责指导垃圾分类,管理垃圾回收站点和垃圾回收公司、奥斯陆垃圾能源化机构(Waste-to-energy Agency,EGE)则负责对回收垃圾进行处理,将垃圾安全有效地转化为环境友好型的绿色能源。而“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循环利用→能源转化及生物处理”这一流程,也构成了整个城市的垃圾循环利用体系(参见下图)。具体而言,垃圾分类是垃圾循环利用的起点和基础。在此之后,垃圾回收是又一重要环节,该项工作由REN授权的民营回收公司负责,回收公司平均每天派出128辆垃圾回收车到各个回收点收取垃圾,同时向企业和工厂提供有偿的上门回收服务。不同种类的垃圾将被运送至不同的垃圾处理厂后,会做进一步分拣,借助专业的光学分拣设备来识别并分离出不同颜色的垃圾袋,在此基础上做循环利用。其中,食物垃圾将用于制造沼气和生物肥料;塑料制品、纸制品、一般金属和玻璃制品等都将重复利用生产再生产品;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电器、电池和工业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后重复利用或填埋;其余垃圾残余则经过金属提取后予以高温焚化。上述流程过后,剩下的垃圾还会进行最后的能源转化和生物处理,主要用于四个方面:其一,利用高温焚烧垃圾所产生的热量加热热水管道为居民提供区域供暖;其二,用高温焚烧产生的水蒸汽以及填埋垃圾产生的沼气发电;其三,利用食物垃圾和污水厂污泥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生产生物燃料用于公共交通;其四,利用食物垃圾生产固体或液态的生物肥料。奥斯陆的垃圾循环利用体系,充分体现了经济、能源与环境“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挪威在推动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缩影。这些不仅让挪威正在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还为其他国家做出了绝佳表率。4挪威的实践,值得我们学习。眼下,我国正在经历新一轮垃圾分类运动,而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并大有向全国其他城市蔓延之势。不少人振奋无比,似乎“垃圾围城”困境的冲破就在不久的将来。然而,我们必须要清楚:垃圾分类只是庞大的垃圾处理过程的一个环节,更何况,循环利用才是垃圾处理的核心,而背后的技术研发与循环利用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炼成的。所以,做好垃圾分类只是开始,却不是最终。不过,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倘若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构筑出像挪威这般美好的景象,那么一切的付出与阵痛,都是值得的。参考文献:《“变废为宝”的绿色产业——挪威的垃圾处理与循环利用》,驻挪威经商参处,2013年。读完本文如有收获,请点下“在看”,谢谢~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2019-07-12 09:36
“上了一天班,已经没力气再去菜市场砍价了,要是能有外卖小哥把新鲜的蔬菜送上门,该有多好啊……”相信很多人都曾萌生过类似的想法。如今,梦想已成真——菜市场这个最接地气的地方,正在成为电商一较高下的新战场。今年年初,“美团买菜”APP上线,随后两个月就将便民服务站开入了上海、北京两个城市;3月下旬,阿里系的首家盒马菜市于上海五月花广场开业,饿了么雄心勃勃地要把买菜业务从100城拓展到500城,而腾讯则简单粗暴地给定位于社区菜市场的谊品生鲜送去了20个亿的温暖;近期,苏宁宣布将于苏宁小店APP中开出菜场功能模块……巨头之外,每日优鲜、叮咚买菜、朴朴超市等新贵也均有所动作。加之资本力量的扶持,不经意间,互联网买菜的赛道上已是高手云集,并大有成为新风口之势。一菜市场争夺战背后的逻辑看似平淡无奇的菜市场,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众商家眼中的香饽饽,其中有菜市场空间巨大这一因素。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生鲜零售的总销售额达4.93万亿元,其中仅有不到5%的交易是通过线上完成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市场份额仍掌握在传统菜市场手里。故而无论是线上平台,还是线下运营商,亦或是资本方,都将菜市场生意视为一片蓝海。不过在我看来,除却市场规模因素外,商家抢占菜市场,还有以下四方面考虑。首先,出于对新增流量的渴求。互联网流量红利逐渐消失让电商平台的获客成本日益攀升,这早已不是秘密。为了获取更多的新增流量,不管是巨头还是新的创业公司,普遍都在占据更多的用户使用场景上下功夫。而“买菜”这个场景,具有典型的高频次、高粘性特点,堪称是完美的流量入口——试想,于全国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即便是家庭成员工作再怎么忙碌,每个星期也总有几顿是需要在家里开火做饭的;而一日三餐之中,最不可或缺的食材就是蔬菜。也正因为如此,各平台纷纷抢占这一场景,哪怕是卖菜业务本身并不赚钱,但若是能够把新增的用户纳入进来(尤其是那些喜欢在家烹饪,却又不怎么热衷于网购的中老年人),再通过高粘性复购乃至多品类拓展等方式来弥补这一盈利缺口,其前景是令人期待的。其次,容易触达“下沉市场”人群。由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广大人群组成的“下沉市场”之中蕴藏着无限金矿,已不是秘密。而拼多多、趣头条与还没有上市的快手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崛起,更是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布局下沉市场的巨大商业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下沉人群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他们普遍对商品的价格极其敏感,往往一些优惠或是折扣就能俘获他们的芳心,比如拼多多的“低价拼团”与趣头条的“边读边赚钱”,都是针对这一特点设计的打法。线下菜市场的菜价本来就不高,而电商平台在切入这一场景时,往往会通过给予适当补贴或是缩短农产品流通环节等方式来进一步降低菜价,甚至比线下菜市场还要便宜,这就更容易将下沉人群的买菜活动从线下移至线上,从而在进一步获客的同时,实现对下沉市场的渗透。再次,迎合当前的消费新需求。当前,一二线城市居民的工作节奏正在日益加快。根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智联招聘推出的《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广州、杭州、上海、深圳、北京、南京等10个城市的职场人,其日均工作时间都在8.5小时以上;同时,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6个城市的职场人,其上下班往返时间都要超过1小时。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群会经历本文开篇所述的那个剧情——在结束了一天的劳顿之后,很难再有心力去逛菜市场,此时如果他们信不过餐馆或外卖的卫生条件,而是选择自己开火做饭,那么互联网买菜就很好地迎合了这一消费需求。当然,如果一些人已厌倦了传统菜市场的脏乱差,那么线上买菜同样也是一种消费升级的体现。最后,技术的成熟与基础设施的完善。例如,盒马、苏宁等巨头,在冷链物流技术的赋能与前置仓建设的加持下,为方圆一定范围内的居民高效地配送物美价廉的蔬菜,早已不在话下。而其他平台也在冷链与前置仓上有所动作,这些或许是他们争夺菜市场的底气所在。二繁荣表象下的隐忧虽然生意开展得如火如荼,但繁荣的表象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在这里,以我一位朋友小刘的切身经历举例。小刘是一个在北京打拼的90后,由于平日里工作较为繁忙,周末他喜欢宅在家中不出门,在手机APP上买菜、买水果已是他生活的常态。他对于网上购买生鲜商品也是颇有心得。“这跟去菜市场亲自挑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线上虽然方便快捷,但拿到手的蔬菜品质并不稳定,有时候特别新鲜,有时候就很一般。而且有两次,我明显感觉菜品的斤两是不足的,在线上买菜很多时候真的只能靠运气了。”小刘的话语中,透露出些许无奈。相信朋友的经历绝不是个例。眼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浪潮还在继续,人们对于饮食除了要求口味之外,还越来越注重健康与养生。作为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的食物,如何确保让老百姓吃上新鲜健康安全的蔬菜,正成为各方极为关心的话题。可出于种种原因,尽管各路商家来势汹汹地抢占菜市场,并大大方便了广大消费者,但却仍有不少人在线上买菜过程中收获的体验不甚理想。而这也暴露出整个行业的三大瓶颈:一则,信息不对称造成顾客心理落差。在传统的菜市场,各种菜品都是陈列在摊位上的,看得见摸得着,顾客可以根据实物来挑选自己满意的蔬菜。可要是换做在线上购买蔬菜,就如同小刘所言“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顾客通常在网上能看到的只有图片,这些图片大多都是处理过的,且基本不会根据蔬菜新鲜程度的变化实时更新,故而会与实物有偏差。这就间接导致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如果顾客收到的菜品质量低于期望值,那么心理落差的产生在所难免。久而久之,不仅平台信誉会受到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也会受到伤害。二则,蔬菜质量难以监控。目前,我国蔬菜类农产品仍以分散的小农生产为主,拥有QS认证的农产品企业数量极少,难以建立起涵盖生产过程控制、质量检验、清理筛选、分级包装、冷藏保鲜等环节的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另外,不同于一般工业商品,蔬菜类商品的分级质量标准描述起来非常模糊,其本身在生长过程中也不可能大小规格悉数统一,这便掣肘了采购与销售各个环节的质量对接。同时,在蔬菜的流通配送环节同样缺乏监管,尤其是对于运输人员的各种操作不当与管理不善,以及蔬菜质量的变化过程难以做到实时监控,这也给食材的安全、消费者的体验乃至身体健康带来了不少麻烦。三则,损耗的居高不下。这里的损耗,既包含实物层面的损耗,又囊括价值层面的损耗。于前者而言,蔬菜是典型的易腐烂生鲜农产品,这就使其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率远远高于普通商品。有研究表明,在我国生鲜蔬菜的流通过程中,光是物流环节的实体损耗率就高达30%,这还没有将人为操作不当、门店经营管理不善、产品积压等因素造成的菜品损耗计算在内。至于后者,蔬菜价值损耗涵盖的范围要比实物损耗更广,涉及到蔬菜水分散失减重、菜品失窃、信息失真带来的价差,以及相应的垃圾处理、环境保护和市场管理费用等等。而损耗的居高不下对消费者、蔬菜生产者乃至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三天底下没有好做的生意平心而论,菜市场的生意虽然前景可期,但在种种挑战之下,却也是任重道远;而商家在向前赶路的同时,还要时不时地停下来,好好思索一下前行的方向。无论业态如何演进,形式如何变迁,领域如何拓展,零售业在任何时候都绕不开成本、效率、质量与体验这四个关键词,而这些不仅是行业最为本真和原始的魅力,更是商家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蔬菜生鲜自然也不例外。商家们要做的,绝不仅仅是把广大居民买菜的行为从线下搬到线上这么简单,而是应当想方设法地去降低经营成本并提高运行效率,更要确保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的新鲜菜品,这也正是蔬菜零售的精髓所在。如果只是顾着跑马圈地与抢夺用户,却对种种操作不当、管理不善、监管缺失等问题视而不见,那么行业能走多远,便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让我想起曾经名噪一时的无人货架,与眼下的菜市场布局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同样都是通过占据用户的消费场景来抢占新增流量,同样都是迎合相关人群的消费新需求,亦同样是商品供给渠道向着低线城市下沉,就连高货损率与体验欠佳等问题也都是大同小异。然而,诸多无人货架平台却将注意力过度聚焦在“无人”的新颖业态与狂热的跑马圈地上,却并未及时地针对技术不过关、商品维护不善、难以防止盗窃、供应链低效高成本等潜在隐患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改善,最终一地鸡毛,黯然退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任何一门生意都不能流于表面,哪怕是其貌不扬的菜市场。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封面图来自壹图网